杨荣涛著：《元明清时期云南文昌信仰碑刻文献辑录与研究》-滇史网

作者：杨荣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作者简介

杨荣涛，男，云南保山人，四川大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政协四川省第十三届委员会智库（民宗委）成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检测专家库专家。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成都古都学会会员。《华西边疆评论》《老西藏精神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民族宗教文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青年项目1项、四川省哲社规划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市厅级项目多项，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内容简介

作为一部专题性、区域性的碑刻文献著作，本书辑录了123篇元明清时期云南的文昌信仰碑文，并紧扣碑文内容对元明清时期云南地方社会对文昌信仰的认同与推动、文昌信仰与儒道释关系、文昌信仰习俗等方面作了考察。本书可为边疆史地、民间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序言

一

滇西杨荣涛，从小生活于怒江河畔，耳濡目染滇地民族文化，喜闻杨慎入滇等民间故事，2012年本科毕业于滇地省属重点大学，旋考入西川，师从著名宗教学者张泽洪教授于四川大学，研究中国道教、少数民族宗教，并于2018年获得博士学位。荣涛从2014年开始研究文昌信仰，2015年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至今已逾10年，成果初具规模。荣涛获得四川大学博士学位后，入职四川师范大学，担任专职研究岗位，并于2020年9月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文昌信仰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在2020年11月作为四川师范大学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首创的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成为首批联合培养博士后，合作导师为四川师范大学钟仕伦教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颜劲松研究员、江章华研究员和本人。

荣涛进站之后，虚心向各位合作导师请益，如向著名文献学者钟仕伦教授学习文献学。钟先生主持完成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诗学文献集成校笺”等多项重要的大型学术工程，出版了《〈金楼子》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等文献学整理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颜劲松先生、二级研究员江章华先生均常年从事考古与文物研究，尤其是四川盆地及中国西南地区先秦考古，在四川先后主持数十处古遗址与古墓葬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多次获得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奖，多项考古研究成果在国内外考古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本人对于碑刻有浓厚兴趣，在本科学习阶段，就从龙显昭教授从事《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巴蜀佛教碑文集成》等古碑文献的收集工作中，体会到了搜寻历史信息的乐趣，更从其《从传世碑刻看入川的客家人》等论文之中，学习到根据碑刻文献探索历史真相的方法与途径。我在本科二年级，根据背“永”字“开元通宝”唐代钱币等文物结合文献记载，考证其铸造年代并于大三上学期发表了研究论文；后来还对在西藏发现的《丹达山神记》《瓦合山神记》《万善同归碑》，甚至非洲东海岸之外的毛里求斯尚存的《忠义堂重建后堂碑记》等清碑或者拓片进行过相关研究。杜少陵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荣涛从诸师学习文献学、文物与考古学等，思路与方法不断拓展，学术日益精进。

在荣涛进站之初，我就建议他立足他常年进行的文昌信仰研究，从分区、分省等维度完成基本文献的收集，尤其是文昌信仰碑刻文献，再据此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研究，以推动这一中华文教研究的深化。荣涛实地考察了文昌信仰在四川的祖庭——梓漳县七曲山文昌帝君大庙，通过多方查询史料，严谨考证，完成了博士后研究报告《明清时期西南文昌信仰碑刻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得到了出站答辩各位专家的一致好评。

荣涛更奋扬在站研究之学术冲劲，于2023年申报并获得了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23年度项目“元明清时期巴蜀与南方丝绸之路区域云南段文昌信仰碑刻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BSWHZD23-17）的支持。我读了《元明清时期云南文昌信仰碑刻文献辑录与研究》书稿后推荐该书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25年4月28日荣涛以该书稿“二校样”征序于我，我欣然应允。

二

《元明清时期云南文昌信仰碑刻文献辑录与研究》一书，是对从元代到清代云南一地所存文昌信仰碑刻文献的“辑录与研究”。就书名来一番顾名思义，是书分为两部分，即文昌信仰碑刻文献的辑录及对应的研究。

先谈“研究”。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荣涛是书，正是遵循思想学术的传播规律，尝试着进行文昌信仰的西南传播与思想传递次第的历史建构，理出“华夏学术”的西南“传授渊源”，其意义自然重大。

回顾陈垣先生在抗战烽火岁月完成《明季滇黔佛教考》等书，指出明末清初滇黔二省佛教大盛原因在于众多士大夫遗民出家为僧，以此作为抗清斗争手段，“很多西南朋友读了，非常感动”；而陈寅恪应邀撰序，指出自己“旅居滇地”“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读陈垣大著，引发思想情感的共振，得出“岂非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的宏论。还可以看到，川滇黔等“西南天地之间”，文化积淀深厚，成为学术研究富矿。惜“西南文化”研究的资源有待进一步发掘，为“文化强国”建设深入的探索至今尚有待跟进。

在“研究篇”部分，是书综述了文昌信仰与文昌信仰碑刻的概况、国内外研究概况、全国目前尚存文昌信仰碑刻文献的现状，统计了云南一地文昌信仰碑刻文献的数量，并划分种类进行了论述，分析了本书研究的价值（第一章）。之后，聚焦云南一地，论述了云南文昌信仰碑刻文献所见地方社会各阶层对文昌信仰的推动，从中归纳了云南少数民族对文昌信仰的认识、推动及认同的历史进程（第二章）。荣涛对云南一地文昌信仰碑刻文献所见的文昌信仰传播，以及与儒、道、释三教的互动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第三章）。而书中对于“文昌会”、“洞经会”及敬惜字纸习俗的归纳，则凸显了文昌信仰对于云南社会与习俗的影响（第四章）。通观这一安排，是书结构完整，自成一体，从四个方面对元明清时期云南文昌信仰进行了系统研究。

是书清晰地勾勒了历史上云南各民族对于文昌信仰习俗的传入、接受、推动到认同的全进程，分析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并全面总结了教化经略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经验。书中提出的“元明清时期，云南地方遵照中央规定，崇祀文昌帝君，推行神道设教政策”“元明清时期云南地方官员、士绅、释道人士、普通民众等都参与到文昌祠庙的修建和运转过程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文昌信仰作为联结民族关系的纽带，对促进云南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等重要论断，非常有学术见地，充分说明了这一专题研究，不仅是中华信仰文化在西南区域流布的典型个案研究，也是当今中华文化认同视域下探讨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证研究。因此这一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有利于当今西南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推进及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在“辑录篇”部分，是书则分为元、明、清三朝，对云南一地的文昌信仰碑刻文献进行了辑录，共搜得文昌信仰古碑123通。以朝代而言，分别是元碑1通、明碑8通、清碑114通；就滇省地区划分而言，计昆明市17通，保山市12通，大理州19通、楚雄州18通，玉溪市8通，红河州25通，曲靖市5通，文山州8通，昭通市7通，临沧市1通，普洱市3通，其余德宏州、西双版纳州等5个地市（州）则暂无发现。在“附录”之中，是书设立了以今行政区划排序、以撰者姓氏拼音排序的两种“索引”，颇便读者。

当然，对于从元代到清代六百多年来云南地区文昌信仰专题碑刻的收集，因时间、人力、经费等问题，荣涛虽已尽力，但是滇省地域广袤，或许还有遗漏；对于碑刻的整理与碑文的辑录，难免或有句读的争议；对于碑文的专题研究，或许难免遗漏某些论断，或者可能缺少与既有滇省某区古碑集成、既有相近研究如《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等进行多维度的学术对话等。虽可能有些许缺憾，然本书作为分区研究长时段西南区域文昌信仰的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仍是不言自明的。

三

荣涛今年距离不惑之年尚有两年多，年富力强；又从本科到博士后，一直进行人文社科的学习，学历完整，学术训练规范，既是学院派出身，又学风纯正，对于科学研究抱着浓厚的兴趣，而且积极潜研，已经在《宗教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有影响的论文多篇，在学界崭露头角。若积以时日，当成果更为卓著，蜚声遐迩当不远矣。

是书作为荣涛计划中出版的“元明清时期川滇黔文昌信仰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之第一卷，亦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元明清时期巴蜀与南方丝绸之路区域云南段文昌信仰碑刻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时期文昌信仰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还是荣涛孜孜治学的最新成就之一，相信面世后学界自有公论。

荣涛这一在2023年得到了资助的学术专著，本来计划最迟2024年出版。但是好事多磨，反复修改，现在马上要出版了，我非常高兴，特书此志贺。

王川

2025年5月4日

青年节于蓉东“两呆斋”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