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13年9月初，蔡锷请免云南“本官”，本为返湘任职。10月初奉命离滇入京，也是不得已而行。可时人、当事人却大多秉持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情感倾向，对蔡锷这次入京，归结为“恋栈”、一辞了之、矫正军人揽权等说。而后人则主要从中选择自我认可的成说，定其名曰不想做“土霸王”；并就蔡锷未能如愿督湘一事，提出与袁世凯“无关”说。然而，历史真相只有一个，无论“恋栈”、一辞了之，还是不想做“土霸王”，以及未能督湘与袁世凯“无关”等说，皆缺乏事实依据，或是孤立的表面现象，难以成立。历史研究必须遵循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充分占有史料，认真考辨真伪，客观考察全部历史事实，综合分析相关社会关系，力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否则，所得蔡锷研究的结果，很可能只是研究者“心中”的蔡锷，而不是“历史”的蔡锷。
关键词：蔡锷；袁世凯；熊希龄；“二次革命”
一、问题的提出
蔡锷的人生道路，有过四次重大转折。第一次是16岁时走出闭塞的家乡湖南邵阳，进入省城长沙时务学堂；第二次是1898年夏追随梁启超赴日，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第三次是1911年春应云南总督李经羲之邀，离桂赴滇，升任为新军37协协统；最后一次是1913年10月离滇入京，成了“伴食”[1] 将军。而每一次重大转折，都与他人生的最后辉煌息息相关。特别是最后这次离滇入京，让他亲身体验到袁世凯就是一个帝制复辟狂，认识到社会的主流民意是民主共和。正是这次大转折，使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冒险潜回云南，发动维护共和制度的护国战争，埋葬了袁世凯“洪宪”王朝。
对于蔡锷1913年10月离滇入京一事，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人们的理解和认识都存在很大分歧和变化。在蔡锷离滇入京时，社会舆论主要表现为蔡锷“恋栈”和袁世凯“调换”南方各都督的分歧。[2] 蔡锷则表示是“欲趁此脱卸”[3] ，以及难以实现袁世凯的“祈望”[4] ，“反于大局有碍，不仅为个人权利名誉计也”。[5] 1916年11月，护国讨袁战争以胜利告终，蔡锷却因积劳成疾而逝世。袁世凯遭到国人唾骂，蔡锷则备受国人尊崇，社会认知从此发生根本变化。有的说蔡锷离滇入京是为矫正军人揽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有的说是为实现他的第二、第三次革命，“达到国家独立不羁之目的”；也有说他为免引起袁世凯“疑心”，“以明无他”；还有说是受到云南人“排外”，“非走不可”，以及身体欠佳，需要稍事“休息”。当然，也有的否认云南人“排外”。而对于袁世凯命蔡锷入京，则自蔡锷潜回昆明、发动反袁称帝的护国战争起，便无人否认是袁世凯“颇惮”蔡锷“在外，或不利于己，遂敦促来京，而夺其兵柄”。[6]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更是新见迭出。有的完全认可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中的说法[7] ，并解释说：“蔡锷的理想并非割据一方，做土霸王，他是想有益于国家的，他需要更大的舞台，云南一隅终究留不住他。”“蔡锷离滇和‘二次革命’并无关系”，是被袁世凯“上调中央”。袁世凯调蔡锷入京，不是要剥夺他的“兵权”，“是想借用人才”；而“在蔡锷一边，是想谋求更大的发展”。他们这次相见，是互相“欣赏”的“双雄会”。[8] 有的认为蔡锷离滇入京的真正原因，是“准备赴湘承担‘二次革命’后湘事善后的重任”，但最后却落了空；而落空原因，“似与袁世凯并无直接的关系”。并同样认可蔡锷离滇入京，只是想通过辞职做揽政军人的“榜样”。[9] 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蔡锷为何10月迅即决定启程离滇入京？真的是“恋栈”，或者不想做“土霸王”吗？袁世凯命他入京也真是为他“休养”身体吗？真的与蔡锷未能如愿督湘无关吗？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对蔡锷和袁世凯的历史评价，对认识某种现实社会思潮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也有一定意义，故撰此拙文，拟回到历史现场，作些必要的探讨，并提出个人浅见。如有不妥，敬请智者、贤者批评指正。
二、蔡锷从意欲离滇入湘到无奈北上入京
蔡锷1913年本无辞职入京的打算。他6月答复梁启超邀其“来京一行，共商大政”时，明确说过：“奈羁于职守，未便擅离。”[10] 何以3个月后的10月7日，又一改前诺、启程入京了呢？这要从蔡锷请辞滇督及请辞的初衷说起。蔡锷自任云南都督起，至这次请辞之前，虽屡有媒体报道他请予免职。如1912年8月，由于片马“风云日紧”，蔡锷“曾电政府设法对付，乃数月以来，政府并无善后计划，以致蔡督一人，力有不逮，磋商无效，外人益形进步，无法阻止……故前昨两日迭电政府，请予罢免，以让贤能”。[11] 但迄今所见蔡锷自述，均无法证实是否真有其事。唯1913年9月的请辞，是有案可稽的。9月6日，他在获知熊希龄8月30日电请他代替谭延闿出任湘督后，虽然只是在复电中低调表示可“协任”湘省“兵事”，“帮同”不擅长“军事”的谭延闿“办理善后各事”，但已表明他接受了熊氏的返湘安排。17日，蔡锷又电请熊希龄转梁启超代陈袁世凯，速发允其所请令。[12] 可见，蔡锷这次是真的提出了辞职，时间当在9月初，目的是返湘任职。
蔡锷这次请辞，缘起于7月3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熊希龄和梁启超等人为壮大进步党的优势地位，随即开启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事布局计划。有两件事可资佐证：一是戊戌志士康广仁的女婿黄元蔚函告其夫人康同荷说：“卓如[按：梁启超，字卓如]为保党旧人怂拥，与熊总理（熊希龄）联同一致，与大总统为难，闻已与大总统相争三次，内阁之倒不出半月……卓如可谓蠢极，扩张己党如此之速，未有不败者也。”[13] 二是熊希龄不但企图在中央实现“同志”人才内阁，屡与袁世凯对立；还有媒体“经详细探查”，发现他在湖南也极力安排他信得过的人，说：“昨日忽任命一王瑚为湖南民政长，世人皆莫名其妙。闻此事并非出于大总统之意思，而完全为熊总理之主张……总观熊总理莅任以来所用人才，如寿鹏飞、任福黎、张学济等皆此种不新不旧莫名其妙之人物，其所持标准仍不出前清末年筹办新政以候补道为总办，以留学生为科员之故智。所谓第一流内阁总理用人之标准如此而已矣。”[14] 熊希龄、梁启超等人电请蔡锷代替谭延闿任湘督，实际是熊希龄接受袁世凯任命后，进步党人对中央和地方整体人事布局的一环。
8月6日，有媒体报道熊希龄已“保蔡锷督湘平乱”。[15] 13天后，进步党机关报也证实：“熊希龄亦请以湘督任蔡。”[16] 而熊希龄在8月30日致蔡电中更明确提到，他在此前曾接到梁启超、肖堃所转蔡锷一电，发现蔡锷“似与中央稍有隔阂”。于是，他告诉蔡锷无须多虑，袁世凯是信任他的，说：“项城佩公出于真诚，去年即有移公内省之意，龄曾电商至再，以英使要求留公，是以不果。嗣公联合川、滇（按：应是‘黔’）、桂，维持统一之计划，项城尤为心折……惟公处于云南彼党（按：指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重围之中，通电中外，未能畅其所见，项城亦深知之。某目（日）前阻止出师川境，亦以川人疑滇，胡督（按：指川督胡景伊）电请暂止入境，别无他意。”[17] 熊希龄此言，既可证明梁启超、肖堃在熊希龄30日之前已动员过蔡锷离滇回湘；也可说明梁启超两次回忆说蔡锷“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他“商量”，要他帮忙“把官辞掉”[18] ，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实际不是蔡锷主动请辞，而是梁、肖等人先动员蔡锷请辞的。虽然今天已难以查明梁、肖究竟何日电请蔡锷辞职返湘的，但联系进步党机关报早不报道、晚不报道，恰在有媒体报道熊希龄“保蔡锷督湘平乱”的同时，也报道“蔡都督先拟请假回籍”、闻将调蔡锷“任湘督”等消息[19] ，应可确认熊、梁为扩张进步党党势，是在8月初的同一时间运动蔡锷离滇返湘的。就此而言，的确可说蔡锷请辞滇督，“并非主动，而是服从熊、梁等人的安排”。而运动蔡锷督湘的“始作俑者”也确有“熊希龄”，但不能将谭延闿列入。[20]
不过，从熊希龄8月30日还在动员蔡锷“继任”湘督看，蔡锷8月初应该还没有答应熊、梁的辞职动员。其原因除了谭延闿尚未取消湖南独立，“电请中央迅简贤能来湘接代”外，主要有三：一如熊希龄所说，蔡锷对袁世凯能否批准他任湘督，尚持怀疑态度。二是蔡锷与云南人民毕竟有两年多的生死之交，感情深厚。如其所说，云南是他的“第二桑梓，于同僚及全省人武（民）亲洽无间”，“心实爱戴”之。[21] 他唯一担心的是离滇“交替时，不无动摇耳”。[22] 三是蔡锷向来主张国家统一。还在南京临时政府筹建时，他就表示“惟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23] 蔡锷此时眼见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东南各省战火纷飞，给久蓄亡我之心的列强造成可乘之机，他选择了首先阻止革命党人武力讨袁，说：“今于约法规定领土内宣告独立，形同割据，是谓破坏统一。且各军皆署名曰‘讨袁’，尤悖于理。”又说：“今则临时政府未终结，正式政府未产生，以少数人之私意，竟敢据地称兵，且曰袁不辞职不罢兵，是不啻以国家为孤注，以人民为牺牲，谓为叛罪，其又奚辞……即欲为政治上求改革，亦宜依法定手续，无以武力相向之必要。”[24] 加以熊希龄特任国务总理还没几天，其“同志”人才内阁能否通过袁世凯这一关也未可知。如当时的媒体所说：“组织内阁之分子，总统大有意见……陆海军外交三总长现仍留任，而财政、内务、交通三部总长，必派总统腹心人物占领之，将其余教育、工商、农林、司法四部总长位置分让于各政党人物。”[25] 稍后又指出：“临时政府项城固以不据党派，首创人才内阁之说者也……今熊氏又主人才内阁而特加同志二字以区别之，于是近日政界遂有袁的人才与熊的人才之界说。总理抵京数日，国务院（员）究系何人，袁、熊各有夹袋中人物，袁所提出者熊不满意，熊所提出者袁不赞成，已成再立之势。”[26] 在此军事、政治形势下，蔡锷思前想后，有所斟酌，暂未请辞，不足为奇。
但是，从迄今所见史料看，可以肯定的是，不到一个月蔡锷便已接受熊、梁动员，向袁世凯正式提交辞职请求。因为蔡锷在9月26日致熊希龄特急电中，已明言请熊转告袁世凯“明发命令，免锷本官”。[27] 当然，多年的政坛历练，也让蔡锷懂得客套话还是要说的。他在9月初函复同样希望他转任湘督的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时表示：“主峰遇我甚厚，重以□□□（按：当为‘任湘督’），祈望之殷，讵忍轻言求去”；并表示：“如中央必以湘事相属，湘人坚以桑梓之谊相强，锷亦只能枉任半年或一年之久，俟整顿就绪，秩序安稳，仍当重申前请，以遂初衷。”所谓“前请”，即“枉任半年或一年”。不过，细察蔡锷此函，不难发现他还很看重湘督这一位置。他一面极力解释自己的去留，“于滇局并无轻重”，以坚定袁世凯允准他辞职，并称：“滇中戍事极佳，以边防而论，西则顾旅长品珍治军，杨观察使晋治民；南则谢师长汝翼治军，刘使钧、吴使良桐治民；内部则有李师长鸿祈（祥）镇慑。其人皆稳健，绝未有暴烈分子掺杂其间，断不虞李根源辈之煽惑，亦非李根源辈所能运动，锷之去留，于滇局并无轻重。唐督与川、桂两督感情素洽，且系滇籍，以之继任滇督，于西南数省联合对外计划，必能继续进行，并可得滇人之信任。”一面表示，“湘事善后不易，闻此次招兵约有三师，半月之内，共费七百余万，将来财政、内政均属棘手”，以争取袁世凯给他处理湘事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为消除熊希龄忧虑他离滇后发生“内患潜滋”，蔡锷还向熊表示，“滇事部署已定，去留无关重轻”；谭延闿“维持湘事两年，煞费苦心，似不可以一眚掩德，宜令仍行担任”；而自己暂时“协任兵事”，帮谭“办理善后各事”而已。[28] 可见，蔡锷自此已把返湘任职定为唯一追求。
蔡锷何以在此时请求辞职呢？研究者大多专注于从以往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评述中选取自我认可之论，而忽略了蔡锷自述的真实原因。其真实原因之一是，政治、军事形势发生显著变化。首先，熊希龄已于8月29日就任国务总理，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正式成立。其次，蔡锷请辞恰恰不是“东南地区战云密布时”[29] ，而是讨袁军节节败退，“二次革命”败局已定。如蔡锷所说：“乱事粗定，大局日稳，是以沥情辞职。”[30] 其真实原因之二是，蔡锷有着更高、更大的期许。综观蔡锷一生，他的志向不仅限于推翻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而是要建设一个统一富强、独立平等、跻身世界之林的强国。他曾言：“今之所成就者，曾未能达志愿十之一二。”[31] 还劝导请辞南京留守的黄兴说：“锷窃有说，夫引退理由，不外功成身退、见难而退二义。留守之引退，揆诸第一义乎？则此次革命功成，应分三段：一破坏，二收拾，三建设。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今仅完第一段功夫，尚省[有]第二、三段之难关在其后，功尚未成，身何容退！揆诸第二义乎？则吾侪今日所处地位，内地之丛脞，外祸之逼人，财政之支绌，险象杂陈，祸机四伏。加以奸人媒孽其间，横生谤议。睹此种种，岂惟弃世，不如速死之为愈。惟自我发难，沧海横流，中流遇风，我独返棹，非惟不勇，抑亦不仁。总之……扶国宣力，生死以之。若假高风之名，为卸责之地，是自欺以欺人也。愿共勉之。”[32] 这表明，蔡锷的确怀有更远大的理想。
可是，云南的现实却让蔡锷难有作为，不但地处“边徼”，常处于法、英列强的双重觊觎中，而且“财、才两绌，甚难发展”。因此，蔡锷慨叹，滇中各事，“即使锷再任十年，对内对外似不能办到”。[33] 而若回湖南，情况则相反。因为湖南“地居中央，为全国枢纽”[34] ，各方面的条件都优于云南。在云南光复前，蔡锷就针对英、法、俄、日等列强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敏锐地告诉过石陶钧，湖南在抗衡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他认为：“姑就吾湘小范围而论，外兵闯入湘境，至快当在一年以外，尚能得少许时布置。如能于一年中得正式国民军二十万，即足为南服之中坚，但非合以湖北不可。以两湖为根据地，相机肆应，未必不可保半壁之局。苟有万众一心，赌存亡之决心，断可有济。”[35] 其好友黄兴曾公开谈起湖南的自然条件：“以云农林，湖南产米甲东南，所谓‘湖南丰，天下足。’”且矿产也“甲于全国，工值极为低廉。以湖南之资，从农工商上努力进行，自不难为民国模范”。[36] 这应是蔡锷选择请辞返湘的真正原因。
至于蔡锷说其辞职是“欲趁此脱卸，决非有他”[37] ；“近因积劳过甚，触发脑病，治事益难”[38] ，“所幸乱事敉平，大局日稳，正可趁此抽身，稍事休息”[39] ；以及“第以病弱之身，担艰巨之任，必恐至长摅上峰，反于大局有碍，不仅为个人权利名誉计也”。[40] 皆非肺腑真言，要么是怕人误会，要么是借口，要么就是客套话。以其所说一辞了之，“决非有他”说为例，只要看一下当时的政坛就清楚了。说过要辞职的人，比比皆是，有哪个真为“退休”而辞职的？蔡锷当然也不例外。如袁世凯为削弱辛亥革命后形成的南方各都督的权力，曾通过黎元洪“备陈军人柄政之害”，欲行军民分治。蔡锷便提出“边省情形不同，不能不统一事权，以立纲维”。而且“明知此论一出，必有把持民政之嫌”，但他还是表示，此乃“治乱所关，不容含默，诚为边疆起见，并非自便身图。如得大总统派一文武兼资之员，以承其后，锷即可奉身而退，长揖归田，不欲久揽政权，并不愿再操兵柄也”。[41] 显然，蔡锷的“奉身而退，长揖归田”，不过是借以抵制袁世凯的军民分治。而其所谓“积劳过甚”“稍事休息”等说，只要看一下三年后他在护国讨袁战争中，虽因“屡月奔驰，触发喉病”，却仍扶病赶往成都，“力疾从事”[42] ，便可知这些并不是他的真心话。
当然，由于蔡锷是湖南人，又是梁启超的高足，常视革命党人为“暴烈派”。在当时省籍观念盛行的年代，尽管云南人民对蔡锷的治滇政绩颇为满意，对他的离去，十分不忍。他离滇时，云南省议会立即“代表人民”，一致议决敬送“旅费银一万元”。[43] 但也不容否认，在云南军政高层确有“排外”倾向。早在1911年11月就有媒体报道，云南新政府“分门结党，各争利权”，“且以蔡都督系湖南人，不肯奉戴，盛倡云南系云南人之云南，不宜湖南人为都督”。[44] 次年2月英国驻昆明总领事额必廉也证实，虽然蔡锷的主张仍然是影响“最大的”，但“某些有权势的云南人”，因他是“湖南人而提出反对意见，一度很可能导致严重骚乱”，蔡锷本人也“明白表示想要离开云南府前往湖南原籍”。[45] 而自蔡锷派唐继尧入黔“敉定西南大局”以来，某些贵州政客也对他“讥评”有加[46] ，滇黔矛盾，随之而起。加之熊希龄又说，袁世凯佩服蔡锷是“出于真诚”，并无不信任他的问题。云南内外媒体还不断报道欢迎蔡锷回湘任职，说：“潇湘望泽知多少，愿带恩波入洞庭”，直言“乡人思公督湘如望岁”[47] ，“湘人以蔡锷系湘籍，声望卓著，颇望以湘事委之”。[48] 这些事实也使蔡锷感到听从熊、梁等人安排，请辞滇督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于公于私也有必要。一来他的离滇，可彻底化解云南政治对手对他说三道四；二来唐继尧是云南人，离黔回滇后，不但可缓解贵州人对唐及他本人的不满，还可以摆平滇黔两省之间的矛盾，如当年李根源提醒他的，“不若径召蓂赓旋滇，无使以人谓我不然”。[49] 一举三得，何乐不为！于是，一向以“国事乡心”为念的蔡锷[50] ，终于听信熊希龄的解释，放下对袁世凯的“隔阂”，正式向袁提出辞职请求。这应是蔡锷决定请辞，而未能明言的一个原因。进步党机关报对此心知肚明，随即便与熊希龄同步行动，在8月31日和9月1日将蔡锷请辞信息公布于报端，并通过报道滇湘两省一个“纷纷请留”，一个“希望甚切”，以及袁世凯“电劝勿行”的态度，极力提高蔡锷的身价。[51]
然而，让蔡锷深感意外的是，现实却与熊希龄所说的袁世凯应允他转任湘督不同。袁世凯不但借口“替人难觅”，对蔡锷的请辞久拖不批，还一再要求蔡锷维持“西南大局”。为促使袁世凯速发允其辞职令，早日返湘，蔡锷万般无奈，不得不于9月26日编造了一个“近日脑病加剧”的故事，电请熊希龄转呈袁世凯：“锷病近益加剧，不能办公，据医者云，须静养方能有效。拟自十月三号起，赴西山养疴，所有都督府日行公事，拟委第二师师长谢汝翼代拆代行，恳即转陈主峰，明发命令，免锷本官。”[52] 据时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廷芳后来回忆说，蔡锷“由滇晋京”，“道经沪上”时，曾到其宅中“畅谈”。伍对蔡的印象是，看上去身体“甚弱”。[53] 但10月7日蔡锷自昆明出发，经越南、香港、广州、上海、南京、泰安等地，历时近一月抵达北京后，并未如“医者”所言“静养”日益“加剧”的“脑病”，而是频繁出席各种应酬，甚至还马不停蹄地于12月4日远赴张家口“调查蒙务”[54] ，后又接受袁世凯特任的政治会议委员，一次不落地出席政治会议，充任议案审查长等事实看[55] ，蔡锷的身体状况并未差到“不能办公”，须“赴西山养疴”的程度。他这时称病，实际只是为了尽快实现离滇返湘的一个善意谎言。然而，恰恰是蔡锷这个欠慎之计，却成就了袁世凯久欲调其入京而加以控制的算计。袁世凯得知蔡锷称病请辞的消息后，一改以往对蔡的辞呈无不“留中”的态度，顺水推舟地于两天之后颁令：“云南都督蔡锷迭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56] 其动作之快，是蔡锷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本欲通过称病，快速达成离滇返湘目的，不料却给袁世凯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而不得不先行奉命入京，并由此引出时人及后人对他离滇入京的诸多时代之问和想象。
三、蔡锷入京既非“恋栈”，也与不想做“土霸王”无关
袁世凯“给假三个月”，命蔡锷入京休养后，有媒体报道，由于蔡锷“来京原因颇难明了，将来位置亦尚在未定之间”，社会各方“窥测百出”。[57] 其中之一就是对蔡锷的“恋栈之诮”[58] ；与此相反，另一看法则完全接受梁启超的说法，认为蔡锷此时所以入京，是不想做“土霸王”。[59] 那么，这两种说法真有事实依据吗？众所周知，人们对历史问题的判断和认知，与其所持立场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须先了解一下这两种说法，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在当时的政治派别中属于哪个派别的立场。
先看“恋栈”说。所谓“恋栈”，贬损之意，显而易见。蔡锷既然视其为对他的讥讽嘲笑，当然不可能出之于熊希龄、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之口，而只能是他们的政治对手——革命党人的看法了。8月6日，有媒体报道，因为“滇中国民党运动独立甚急，蔡都督竭力反对，有人欲谋行刺”。[60] 10月，蔡锷入京途经上海时，又有媒体“风传”北京消息，说蔡锷在上海遇刺了。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重要的是袁世凯的御用媒体北京《亚细亚日报》生怕袁世凯受到牵连，竟急忙撇清关系说：“昨京中风传蔡锷在上海被刺，探系不确。因沪上有董某者于前晚乘人力车经望平街，突有人从后以手枪轰击六发，立毙，董貌颇类蔡。又蔡初抵上海时，群传沪上叛党谋刺蔡，以报蔡在都督任内时不附叛党之仇。董某之毙，人误以为即系蔡，遂致以讹传讹。”[61] 而革命党人谭人凤、何海鸣后来也证实，蔡锷当时确遭到过革命党人的责难和威胁。据谭人凤说：黄兴、蔡锷“二公未死以前，国人相待，实多不近人情之处，对黄公则毁之谤之不留余地，对蔡公亦闻有假革命出风头之徒阴谋暗杀者，岂非咄咄怪事耶。无他，妒贤嫉能之心盛，故有此倒行逆施之举也”。[62] 何海鸣则自我检讨说：“顾人才之死也，既应追而悼之，则其生也又安可不爱之护之。譬如克强先生，当其生时，名满天下，谤亦满天下，即不肖如予，亦曾加以棒击。至今思之，无一不为忏悔之材料。又如松坡先生，当未离北京之前，时论对之若何？谅亦无今日之恳挚。”[63] 既然袁世凯极力与蔡遇刺一事划清界线，而谭、何又证明革命党人因其不附“二次革命”的“叛党”，而“阴谋暗杀”他，岂不说明指责蔡锷“恋栈”的，不正是革命党人吗？
蔡锷如此坦然、直率否定此说，不是没道理的。首先，蔡锷入京，并非为留京做官，实际仍在为返湘做准备。10月2日，他急电熊希龄、梁启超，表示将遵命“入京”，但又请他们代陈袁世凯，允其以武力为后盾，率“滇师二三千”入湘，以防万一，说：“接湘中函电，各路统将滥招莠奸，现忽互相把持，不肯遣散，为争权夺利之计。且党焰尚张，匪势益甚，纸币滥发，跌价至五六成，外人收买达千万之数，金融恐慌，破产在即。欲图澄清，非假他力不可，尤非从速着手，败坏更甚等语。眷怀桑梓，实深郁忧，中央既拟以湘事见任，重以各方之敦促，为国为乡，义不容辞。弟空拳只手，空负枢寄托之重，与乡人期望之殷，拟请调滇师二三千随往，俾得有所迅奏肤功，如蒙赞可，乞代陈主峰核准饬遵。”[64] 而且对后来未能达成其愿，极为后悔。1916年6月，他曾电复护国湘军总司令程潜说：“窃常以廉颇未能用赵，殊以自悔。今既有此机遇，自当回戈返湘，以符夙愿而副诸公殷殷相属之雅。”[65]
其次，还有个无法否定的事实，蔡锷向来视个人权力和地位如粪土。1912年4月，他突然收到当年广西护抚魏景桐一函，欲谋一份云南公差。蔡锷委婉函复说：“吾兄远道见枉，重联旧雨，感幸甚深。文字之役，本不敢以屈从者，惟借以朝夕亲炙，斯弟所欣盼，想亦兄所乐许，乞勿谦挹见推是幸。”并表示可以帮他安排一份从事“文字之役”的“秘书”工作，只是“待遇”不如“他国”之厚，“吃苦又较他省为甚”，他自己倒“无怨尤”，不在乎权力的大小，“待遇”的高低，但“累及贤者”，就“不能无耿耿”了。[66] 7月，因京畿有欲让蔡锷“组织内阁之讹传”，蔡锷表示“假有此事，弟将遵海而逃，徐寻范蠡于五湖烟水间矣”。[67] 此外，他还常常勉励他人，要“至公至诚，荣辱毁誉，置之度外”。[68] 这些事实，无不体现蔡锷只问奉献，不问名誉、地位的高尚人格。
诚然，蔡锷的职务和名望的确在步步高升，然而却不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当年在广西，蔡锷虽拥有编练新军大权，但其官阶也只是个“标统”（相当于今天的团长），而到了云南便立即晋升成“协统”（相当于今天的旅长） ，不正是广西谘议局议员为主的政治对手强加给他以“贪污”等莫须有的罪名[69] ，迫使他离开广西，才有了这一晋升之机的吗？这次入京之前，他不过是个省级领导人，而入京之后，尽管蔡锷自我感觉是个“伴食”宰辅，毫无实权，在他说此话之前的1915年5月，更在函复朋友的一封私信中直言：“兄之地位，以普通眼光看之，似达矣，究于国家何尝有丝毫之裨补？遑云兼善，殊不如独善其身以为愈。”[70] 但毕竟有了中央将军府将军、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甚至还有不少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唯一一个非北洋出身”的袁世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国家级头衔[71] ；及至1915年12月成功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取得反袁称帝护国战争的胜利后，其社会地位和名望更是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不通通都是袁世凯“给假三个月”，调入北京“休养”，以及复辟帝制恶政所带来的结果吗？诚如蒋方震所说：“项城不能用邵阳于癸丑以后，转使革命于云南，天乎!人乎!”[72] 就此而言，蔡锷的升迁和名望，除了取得反袁称帝的胜利，是他自己的勇毅追求外，其他不都是拜政治对手所赐吗？
最后，尽管袁世凯调蔡锷入京的命令中只字未提蔡锷的未来去向，但他也不可能做此入京为官的春秋大梦。一因袁世凯有至高无上的用人权，即如贵为总理的熊希龄也不敢与“抗”。[73] 诚如媒体所说：“现在集权，全在总统府，袁总统大权不肯旁落，国务院如虚设，凡有关于要件者，国务总理多批‘探上意’三字。凡事全窥总统意旨而行，总统口头语尝有‘你不懂’三字，故左右凛然。”[74] 此话难说没有水分，但却无法否认袁氏的专制独裁。二因蔡锷也清楚袁世凯的用人理念，知道他不用“新进人才”。如报人黄远庸所说，袁世凯“觉得新进人才，不足以担当国事，故即系政党中人为袁属意者，必系新旧两种资格略备之人，纯粹之留学生或其他新人物，在袁视之至多亦不过能长教育、工商、农林、司法而已……以其物望、经验之不足也”。[75] 还有媒体指出：“盖袁重经验，拟仍用一般旧官僚，质言之，袁除前清大员外，固别无所谓人才也。”[76] 而且袁世凯实际上也并不认为蔡锷是重要人才。有媒体在报道统一共和党两议员向“总统府某秘书”探询袁世凯用人“内情”的一段对话说：“总统用人，既不用头等人才，又不用二等人才。某秘书云：请问谁为头等人才？议员云：王芝祥、伍廷芳、蔡锷等皆是。即论二等人才亦有本党议员吴景濂、谷钟秀、殷汝骊。某秘书唯唯而退。”[77] 所谓“唯唯而退”，表面是顺从发问者的意见，实际是并不认同。何况梁启超还在1913年6月13日给他女儿的一封私信中说过：“频日组织内阁问题发生……吾主用松坡，项城不愿。”[78] 即使梁启超为与袁世凯维持良好关系，未必将其透露给蔡锷，而其他各例则皆属媒体公开言论，蔡锷不可能不知道。加上蔡锷一向以稳健派自诩，不但反对“暴烈派”，也排斥“官僚派”。他入京前夕在进步党云南支部欢送会上就说过：“进步党今后所应行做到之事，正须防止暴烈派，而洗涤官僚派。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79] 所以，蔡锷早就把“须与总统融洽”列为出任内阁总理最重要的“三项资格”之一了。[80] 纵然次年6月23日蔡锷电复阎锡山时说过“时局稍静”，他将“以私人资格，入京一游，借觇政局”，也无法证明蔡锷有了“进京高就之机遇”。[81] 因为如上所述，一个多月之后，熊希龄便发现蔡锷对袁世凯“稍有隔阂”，不得不大费口舌，向他解释“项城佩公出于真诚”。蔡锷对袁世凯能否同意他返湘任职尚且持怀疑态度，又怎能萌生更大的入京为官幻想!
再来看蔡锷不想做“土霸王”说，在当时的政治派别中究竟是何党何派的立场。此说既然实际出自护国战争结束后的梁启超，不言自明的目的又在表彰蔡锷以国家大局为重的胸怀，不用说就是代表以梁氏为首的进步党人的利益和立场了。然而，蔡锷这次入京，真的是不想做“土霸王”吗？当然也不是。
首先要指出，所谓不想做“土霸王”，实际是梁启超对后人的误导。经查，蔡锷的确说过类似的话，但却不出自1913年10月入京时，而是近三年后的1916年7月说的，而且还有其特定的时局针对性。当时正值袁世凯称帝败亡，护国战争取得关键性胜利，可四川却出现“前重庆镇守使周骏于四川举义后，假崇武将军之号，率兵西上，环攻成都，及至今大总统就任，又自称行军总司令，进逼成都”，以及“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等动向。[82] 蔡锷才说了这番以“引退”矫正“藩镇割据”之弊的话。这是梁启超1916年7月25日亲口透露的真相。他在致黎元洪、段祺瑞的电报中说：“连得松坡电，引退之心甚决，一则须养病，二则欲矫争权之风。”[83] 可见，被今人归纳成蔡锷1913年10月入京是不想做“土霸王”说，不过是梁启超时过境迁的1922年12月的一个说辞而已，是他错把蔡锷1916年6月说的话，提前到1913年10月入京时了。
其次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蔡锷1916年6月决定以“引退”救“藩镇割据”之弊，虽有在护国战争中积劳成疾、健康欠佳，“须养病”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当时护国阵营各派出现了竞相逐利、互争地盘的局面。否则，他是不可能以做一个终身“太平百姓”[84] ，来矫正这一有碍国家统一现象的。可是，回过头来看梁启超所说1913年10月蔡锷入京时的一个不争事实是，无论是他的身体还是当时的政局，都未出现蔡锷1916年6月所说的状况。蔡锷自称身体欠佳，但如前所述，事实并非如此。至于当时的政局，不但不存在1916年6月蔡锷心目中的所谓“藩镇割据”现象，恰恰相反，经袁世凯武力削平“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丧失了皖、赣、粤、苏等省地盘，还大多被迫远走海外，成了逃亡客，袁世凯的统治已步入一统江山时期。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与操作，蔡锷显然不可能在此时无的放矢地表演一场不想做“土霸王”的真人秀。
其实，蔡锷1913年所做的两件事，已清楚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件事是，蔡锷对辞职时机的选择。不容否认，蔡锷对“藩镇割据”现象十分警觉。民国成立之初，不管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当政，他都曾大声疾呼，“缔造经营当先从破除省界入手”；还不止一次直言，“改革之初”，各省“宜有通力合作之谋，不可存画疆而守之势。设用人行政，省自为谋，恐土豪浸起割据之思，边境又有孤立之虑，于国家统一障碍实多”。[85] 特别是宋教仁遇刺后，李烈钧等人以所据各省为资本，准备发动“二次革命”，武力抗击专制独裁的袁世凯。在蔡锷看来，正是他们使“疆吏与中央、此省与彼省皆自为派别，日蓄猜疑”，“开藩镇之纷争，损中央之威信”。[86] 蔡锷既然认为革命党人开启了所谓“藩镇之纷争”，又称他的“引退”是“欲矫争权之风”。那么，梁启超所说蔡锷辞职做揽政军人“榜样”的最佳时间，按理说应选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二次革命”之前。可是，尽管蔡锷也淡然表示过“长揖归田，以遂初志”的意愿[87] ，但终究并未付诸实际行动。甚至在熊希龄被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二次革命”败象已显的8月上旬，熊希龄组织“同志”内阁及布局人才计划，已出现各省“崛强之都督均已撤销”，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用兵后，“中央权力自必增长”，“都督问题”已“容易解决”；以及政党“元勋变为元凶，伟人变为伪人，资格均已取消，向之志为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斥为叛党，人人得而诛之矣”，“政党问题”也已“随武力而解决”，这样极为有利的条件时[88] ，蔡锷对梁启超、熊希龄动员他请辞滇督、返湘任职一事，仍按兵不动。蔡锷没在被他视为所谓妨碍国家统一、割据地方的南方各都督，以及支持南方各都督的议员大权在握的时候请辞，反而在他们失势之时提出此请，显然与其是否不想做“土霸王”无关。第二件事是蔡锷这次辞职与入京，如前所述，并非要“引退”，而是不改初衷，仍以入湘为目的。否则，他不会在获知袁世凯命其入京休假后，仍请熊希龄转陈袁世凯，允其带二三千滇军入湘。辞去滇督，又以入湘为目的，平级互调，换个省份而已，说蔡锷是不想做“土霸王”，逻辑上说不通。
至于蔡锷入京的真正原因，尽管迄今未见他公开说明，但联系他当日的若干作为，还是能看出一个大概的。一是为了实现督湘目的。袁世凯调其入京“调养”的命令，虽未提及是否允其返湘任职，但也未明加拒绝。而袁世凯的御用媒体还言之凿凿地说，袁世凯允准蔡锷督湘的命令“已拟就，日内即可发表”。[89] 于是，蔡锷为争取早日返湘，便不顾所称脑病“近益加剧，不能办公”，尚言犹在耳，于10月4日急电熊希龄，“准于日内交代启程入都”；并电告各方，“遵于十月七号，将都督印信暨文卷交由谢护督接收任事。锷即于是号解职，克日启程入京”。[90] 二是服从命令。蔡锷是军人，不但深受军人必须服从命令的教育，还亲自训示过他的将士：“军人天职，以保卫国家，服从命令为要义。”[91] 并在告别云南文武同僚时特地强调，他的入京是“奉中央电令”或“大总统令”而行，暗示其离滇如临安旅长张开儒所说，是“中央有命不得已必去”。[92] 三是蔡锷自知，因在“二次革命”后期发表过一些有违袁世凯意旨的建言，已引起袁的不快。如袁颁令加汤芗铭为“海军上将衔”后，仅过五天，他就“进言”道：“加衔办法，袭满清之遗毒，腾笑万国，破坏军纪，应请以后一律停止。所有以前加衔，亦以命令取消，以归划一。”[93] 但为返湘大计，他也不能不稍作弥补。如有人事后所说：蔡锷“二次革命”中已“招袁疑心”，“于是飘然入京，以明无他”。[94] 此话并非虚构。袁世凯在最后批准蔡锷辞职令中，仅承认他在“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前“联合五省，拥护中央，厥功甚伟”[95] ，并不认可“祸变”发生后也有他的“功”，便可证明这一点。四是蔡锷顾虑抗命不遵，拒绝赴京，倘若袁世凯施加报复，不但返湘不成，甚或波及滇省。如有媒体事后所说：“抗令不至，必祸贻滇省，遂牺牲一己，飘然北上矣。”[96]
四、袁世凯是蔡锷督湘出局的真正决策者
蔡锷未能如愿返湘，湘督最后落入汤芗铭之手。责任何在？真与“袁世凯无直接关系”吗？先且不说此说本身就意味着与袁世凯存在“直接关系”，因为此说也承认袁世凯是在熊希龄与他商议请令汤芗铭“暂代”湘督之后任命汤芗铭署理湘督的。如果再考察一下袁世凯如何应对梁启超、熊希龄等人提议蔡锷返湘而起的蔡锷请辞问题，这种“直接关系”就更清楚了。
诚然，熊希龄不止一次电告蔡锷，经他面商袁世凯，袁已亲口同意蔡可转任湘督。可是，熊希龄哪里知道，事情竟会如两年后反袁称帝的媒体所言，“熊希龄顾念桑梓，欲以蔡氏代谭延闿督湘，以是请于极峰，极峰满口承认。盖调蔡离滇之目的故彼此相同，不过离滇后之处置不无或异耳。熊氏只知前半截，不知后半截，遂频频去电为蔡氏劝驾，蔡亦欣然就之”。[97] 事实确是如此。袁世凯所说同意蔡锷督湘，实际纯属搪塞之词。袁氏为争取时间安排自己信任的人督湘，祭出的起手式是，久拖不批蔡锷的请辞。据媒体披露，袁世凯对于不欲任用之人，“绝对用延宕敷衍手段”，“一年以来，军国大事，均用此法，战无不胜”。[98] 袁世凯对蔡锷也使用了这一招。8月19日进步党机关报透露：“熊希龄亦请以湘督任蔡。总统因替人难觅，尚未决。”[99] 这应该是事实。因为21日川督胡景伊建议袁世凯分别调任冯国璋、蔡锷为江苏、湖南都督时，袁世凯就有类似的亲批：“直、滇均关紧要，易人甚难，故此意而不敢轻动。”[100] 此后，不管蔡锷如何希望袁世凯早日颁令，准其辞职，他都口头应承而不践行其言。如9月1日进步党机关报说：“蔡锷拟令唐继尧督滇，自回湘调停乱事……政府已电劝勿行。”[101] 有的媒体更是直言：“滇督蔡锷屡示意政府，自请辞职，均为政府挽留。”[102] 直到10月24日，袁世凯颁令汤芗铭“署理”湘督，蔡锷也于11月4日抵京，被袁世凯派定为政治会议委员。蔡锷自知督湘已彻底无望，不得不于12月下旬养病假期结束，再次电请袁氏颁令准其辞去“云南都督本官”。袁世凯才觉大愿已偿，立即于12月26日颁令：“准如所请，暂行免去都督一职。”[103]
袁世凯在此过程中为稳住蔡锷不致生疑还使出另一手，即亲自或通过已选边站的媒体，不断释放信任蔡锷的信息。如8月24日，他亲电蔡锷，称誉他“文武兼资，一时无两”，表示“西南大局，非公不可”。[104] 10月20日，又通过御用媒体北京《亚细亚日报》放风说，政府原先“已内定任蔡为湖南都督，总统与总理之间意见相同”，“近闻总统有俟蔡来京，改位置蔡于中央，使领参谋总长之意。政界闻之颇有虑其与北方诸将向不接头，恐其难以展布”，“仍以外任都督为宜”[105] ，以稳住蔡锷继续北上。而在袁氏御用媒体的影响下，其他媒体也不断报道袁世凯“决定蔡锷为湘督”，甚至说“蔡锷已抵香港，确将任湘督”。[106] 当然，袁世凯也不忘为自己留出后路，会时不时发些信息，以模糊蔡锷笃定任湘督的舆论。如袁世凯接受蔡锷建议，为填补蔡锷入京、署理都督唐继尧又暂时无法抵滇的权力空窗期，特任谢汝翼为云南“护督”。谢汝翼接任后，却受到云南民政长罗佩金的激烈抵制，而向袁世凯提出辞职。10月7日袁世凯则仍申前令，拒不批准。[107] 又如，11日蔡锷赴京到达阿迷州时，竟然奉到袁世凯10月4日的转电，“饬勉”他继续“留任”滇督。[108]
不过，袁世凯这时最为在意的，还是以谁为湘督“替人”的问题。8月7日，有媒体引用特约路透电说：袁世凯“命郭人漳等三人赴湘调查该省实情，一俟恢复和平后，于三人中择一以任湘督”。[109] 9日又有报道说：“政府密派郭人漳、向瑞琮[琨]、梅馨为湖南查办使，将来湘督即在三人中简任。”[110] 其实，这两则报道皆源自袁世凯8月8日致熊希龄电。袁氏在该电中说：“此间有郭人漳，勇于任事，已派充湖南查办使。又有向瑞琨、梅馨诸人，与湘省声气素通，可任招抚之役。”[111] 被上海媒体引用的路透社电，实际也是袁世凯为探风向，有意提前透露于外的。两则报道虽均未明言三人中，究竟由谁任湘督，但后来有媒体报道说，袁世凯“拟将谭调京内用，另简相当之人继任湘督。昨曾与熊总理密商，闻查办使郭人漳颇有希望”[112] ，可知袁世凯首先看好的是当年在广西与蔡锷稍有过节，辛亥时家产又为“湘人抄没”的郭人漳，而非仅负“招抚”之责的向瑞琨或梅馨。
但是，袁世凯很快发现，他的如意算盘遇到麻烦了。对于湘督这个位置，实际有三股争夺势力。除袁世凯与梁、熊进步党人外，还有第三方的黎元洪。别说任郭人漳为湘督，连命其为查办使都遭到谭延闿、黎元洪等人的强烈抵制。谭延闿两次电请熊希龄务必“设法阻止”郭人漳“来湘”，如袁世凯“成命骤难收回，亦当令其留鄂”。[113] 进步党机关报则指出：“郭人漳自简任湖南查办使南下后，因湘省内部情形复杂，湘人屡电阻其前进，恐到湘后，于查办事宜难于着手，彼时即请由黎副总统致电中央，允其暂缓入湘。故该使至今尚驻鄂中，并未前进。刻闻黎副总统又有电致政府，谓湘省乱事既已平靖，所有善后事宜自应责成谭督办理，免致掣肘，请即将郭查办使名义取消，以免妨碍权限。”[114] 袁世凯于是不得不考虑另换“替人”。有媒体称，袁世凯“意中，可胜湘督之任者，有蔡锷、郭人漳、曹锟三人”，“尤注重于曹”。[115]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袁世凯的意中人却是海军次长汤芗铭。因为第一，汤芗铭在平定“二次革命”中立有首功。他在“速平”所谓“贼巢为最紧要”的作战中，“亲自指挥”，“克复湖口”。[116] 袁世凯特颁令加汤为“海军上将衔”。[117] 第二，袁世凯从进步党机关报的一则报道，在说完“湖南与湖北，唇齿相依”，袁“拟即以副总统兼领湘都督”后，又十分期待地说，“惟未见明文，姑照录之，以待续闻”[118] ，袁世凯从中意识到进步党人在他命蔡锷入京“休养”后，已对蔡锷能否如愿督湘心生疑虑，而釆取了求其次的策略，实际是希望由湖北人出任湘督。可见，任命汤芗铭为湘督，是进步党人和黎元洪皆可接受的方案。因为在平叛中立有首功的汤芗铭恰是湖北人，以其为湘督既可安抚已兼鄂督、绝无可能再兼湘督的黎元洪，又可满足梁、熊进步党人在蔡锷之外求其次的愿望，自然是个两全其美的妙招。
然而，一向工于心计的袁世凯，为免授人以柄，并不想由他直接提名汤芗铭出任湘督。他巧妙地釆取了一个先命汤芗铭为湖南“查办副使”[119] ，而后假意请黎元洪兼任湘督，待黎谦辞后再请其推荐人选，最后由他任命汤暂时“署理”湘督的迂回办法。如当时媒体所说：谭延闿“拟请黎公兼任湖南都督，亦如前江西故事，任一护军使驻湘治军……经黎公迭电力辞。袁总统遂请黎公举荐一人。黎以北军第二师长王占元、第三师长曹锟皆与湘军界毫无感情，查办使郭人漳亦为湘人所反对，俱难列保，惟海军次长汤芗铭虽系鄂人，与湘军各师旅长多属同学，以之督湘必得拥护，且伍镇守使祥祯与汤交好尤笃，而鄂军更可为汤应援，故独以汤保荐。时汤正率舰队在湘，预露督湘消息，见湘军尚多承认。袁总统以汤有平定赣皖之功，重以黎公保举，遂于十月二十六号[按：实际是24日）任命。顷闻汤已于二十八号（按：实际是29日）接印视事”。[120]
袁世凯为何执意不任命蔡锷为湘督？应与他上台后一个长期寝食难安的心病有关，即如何解决非北洋军人出任南方各都督问题。对此，他早有谋划，只是开始时还有点遮遮掩掩而已。6月就有媒体指出：“近日纷传大总统提议实行裁撤各省都督，分置护军使节制各军队等情。现经京友询之总统府某秘书，略谓此事稍有讹传，其真相系月之初间，有某军事顾问呈递说帖，建议实行军民分治，统一军权，使中央令行无阻，疆域保卫责有专归等情。经大总统于日前府会议时提出讨论，已决定从缓采行。其原因是为正式总统选定，正式政府成立后，京外官制尚须修正之故。惟原呈内对于划分全国军区，支配防军各要点所陈，颇多可采。是以存案另议，并无不日实行之信。”[121] 直到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才又有媒体指称：“南方乱事未平之先，大总统鉴于国民党势力盘踞之下，其势力所及之各省分都督亦跋扈异常，弁髦国家，违抗政府，习以为常。当时，国民党势力尚盛，政府未敢遽行更动，即闻有陈述此议者，大总统亦持慎重之态度。今春南方五省都督团之议起湘赣粤皖四省都督，政府及有识者鉴于各省都督之跋扈，亦多忧虑，然时机未至，未敢即施以手段。今秋皖赣省先反抗政府，粤苏等省继之，南方糜乱。政府对于南方各都督，大半不能信任，始有撤换都督之举，而赣粤等四省都督亦遂至更动不定矣。现在乱事既平，政府拟将南方各都督均予调换，除粤、赣等省不计外，若云南都督蔡锷则调京，贵州唐继尧则调至云南，湖南都督谭延闿则调其来京，皆此意也。”并认为“政府以为南方各都督全予调换，约有二种利益：（一）则革命时代之各省都督、地方上之势力可以取消；（一）则彼此调换，情形各异，且以互相牵制”。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确实是袁世凯的久蓄之计。据当时报载，袁世凯除解除李烈钧、胡汉民等国民党“暴烈派”都督外，连该党中的“稳健派”都督也“一律取消”。[122]
至于袁世凯为何能最终达成所愿，任命汤芗铭为湘督，关键是他敏锐地抓住并利用了9月26日蔡锷称病，拟赴西山养疴这个欠慎之计，从而实现了调蔡离滇、控制于京的计划。8月17日，进步党机关报就传出北京风声：“湘已取消独立，袁总统电止蔡锷出兵，请其来京，商榷政务。”[123] 而此后一个多月，袁世凯正愁没有调蔡入京的合适理由时，却从熊希龄处获知蔡锷称病的消息。袁世凯喜出望外，自觉有了名正言顺的借口，于是立即于9月28日命蔡“来京调养”。而为防止蔡锷心生疑虑，拒不入京，又于29日通过御用媒体放风说：“政府将以蔡锷调补湖南都督……现在政府已定以给假养病名义，调蔡来京面商一切，再行发表湘督之委任。”[124] 蔡锷从袁世凯如此快速批准他赴京调养，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正中袁氏下怀的低级错误。他明明是电请“免锷本官”，袁世凯却使用当年陆征祥请辞内阁总理时迭准其“续假，未许免官”的所谓“为国惜贤”老法子[125] ，改说他“因病请假”，已无法拒绝赴京了。为给日后留有返湘余地，蔡锷一面电告云南各界乃至川、桂旧雨即将离滇入京；一面发布辞职布告说：“本都督遵于十月第七号，将都督印信及文件交由谢护督接收任事”，“即于是号解职，克日启程入京”[126] ，并将他与各方的往复通讯和辞职布告公布于云南报端，以示其离滇是奉调而行，别无他因。他的离滇也是“解职”，而不是“请假”。可见，若非蔡锷称病，袁世凯是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调他入京、达成以汤芗铭任湘督意愿的。
就蔡锷而言，袁世凯上台之初，对他的评价并不低。如1912年三四月间，袁世凯军事参议处称：“云南秩序，为各省冠，都督蔡锷虽属军人，而有政治才。独立之初，即派将领分道出师，一北援川蜀，保护盐井，以固税源；二东援黔省，驱除会匪，以安闾阎；三抚慰本省各属，剿捕土匪，以维秩序。其所设施，无不中肯。今宜由袁总统特电委托，补助款项，使兼领黔、蜀边境而保西南三省之治安。”[127] 袁世凯随后正式任命蔡锷为云南都督，并不断对他的建言给予表彰。如蔡锷建议袁世凯颁布军人入党“禁令”，“以振纲维，而杜流弊”，他即刻电复蔡锷说：“所陈军人入党三弊，徙薪曲突，痛下针砭，防武人参政之萌，杜士卒效尤之渐。该督公诚明达，于此可见一斑。已交参谋、陆军两部议定禁令，申明条例，以振纲维，而图稳健。”[128] 即使“宋案”发生之初，其御用媒体北京《亚细亚日报》也还在褒扬蔡锷、罗佩金所发通电，“措词至为公允”。[129] 但是后来，特别是“二次革命”爆发后，蔡锷对袁世凯的举措多有规劝，甚至责怪，袁世凯对他的态度才发生微妙变化。
首先，蔡锷虽与袁世凯都反对所谓“暴烈派”，但两人对“官僚派”的态度却背道而驰。袁世凯用人，如媒体所说，看重的是“经验，拟仍用一般旧官僚，质言之，袁除前清大员外，固别无所谓人才也”。[130] 但蔡锷不同，他虽力主“稳健”，却仍被视为“新进派”，“与旧派不能相容”。[131] 其次，蔡锷在中外人士中的声望越来越高，让生性多疑的袁世凯顿生尾大不掉之虑。熊希龄1912年任财政总长时就曾活动调蔡锷回“内省”任职，只因英公使要求留蔡在云南而“不果”。[132] 次年6月，梁启超电劝蔡锷赴京，说“总理一席，人望在君”。[133] 山西都督阎锡山、四川都督胡景伊皆表示过类似看法。这里再举一例以证之。那就是蔡锷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浙江高尔登”也视蔡锷为袁世凯和国民党人之外的第三方代表人物，在赣事发生后公开致电蔡锷说：“环顾当世，出主入奴，重使民国，归于平和，非公莫属。请即联合同志各省力主弭兵，排难解纷，以救危局。”[134] 而蔡锷也果真依其所请，“发起调和团，结束浔沪战事”，并“通电各省都督，乞恳列名”。[135] 最后，蔡锷虽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社会秩序，抵制列强侵略出发，反对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不管怎么说都是利于袁世凯统治的，但也有不少主张不符合袁世凯的期待。如“宋案”发生后至7月12日李烈钧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之前，蔡锷公开赞同开特别法庭审判“宋案”。接着，又请参、众两院务必“严为监督”借款用途。且急电各省都督，对李烈钧“初无烦武力解决”，并请袁世凯“凡非抵死抗拒”者，“宜概免诛戮”。甚至认为“政府不自修省，举措乖违，有拂众意”，对“激成”孙中山“二次革命”的“祸乱，殊难辞责”。[136] 至于他出兵“平乱”，就更不是袁世凯所想要的。如有媒体报道：近日蔡锷与陆荣廷、唐继尧、张凤翙“均致电政府”，请允许“派兵协平乱事。昨闻经过总统府军事密议，以广西兵队可以勘定广东乱事，其滇黔陕三省暂可无须出兵”。[137] 又如，“滇黔桂蜀四都督先后电请大总统准发兵出省平乱。袁总统复电中央军队出发，已敷剿办，该督等应专保护本省治安。但有相需处，仍当电调”。[138] 再如，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后，蔡锷“曾电约川黔滇桂湘省同时出师，□[以] 蔡督为四省总司令，前赴汉口”。可“正在布置间”，却“忽接中央命令，以宁粤各省现已取消独立，赣乱指日平息，饬令不必前往，仍须严防滇也”，以致蔡锷“只得令人连夜飞赴前途，将已出发之先锋队追回，于八月十七日回滇”。[139] 这些事实无不说明袁世凯对蔡锷的疑心已越来越大，自然也就不可能任命他为湘督。
五、几点个人认识
综上所述，似可提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社会各方对于蔡锷1913年10月离滇入京的认知，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即随着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1913年10月事发时，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失败了，袁世凯赢了，无人敢对他说半个“不”字。因而对袁世凯命蔡锷入京，只说是他调换南方各都督的“计划”之一，并无尖锐的责难，而对于蔡锷则有“恋栈之诮”。及至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败亡后，袁世凯成了地道的民国叛逆，蔡锷成了护国英雄，是非对错已明，对袁世凯自然无须再留余地，于是直指他调蔡入京是一大阴谋，说：“迫令各省及各行政区域军界要人来游京师，迨其至也，凡袁氏以为不可恃者，概令留京，另候简用，如蔡锷即其一也。”[140] 而对于蔡锷入京则赞其是要“作旁人的模范”。如梁启超所说，是“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社会舆论的多元化，新见就更多了。有人完全接过梁启超的说辞，总结蔡锷离滇入京是不想做“土霸王”。还有人认为蔡锷未达督湘目的，与袁世凯“无关”。此外，也与个人的政治立场或情感倾向有关，否则，不可能出现革命党人讥讽蔡锷“恋栈”，而蔡锷亲朋旧雨强调蔡锷离滇是不想做“土霸王”，以及受云南人排挤、云南人加以否认等不同认知。
第二，蔡锷1913年10月离滇入京，与他健康欠佳无关；也与他的“工作多被”云南人“掣肘”[141] ，意谓云南人“排外”，蔡锷“非走不可”无关。诚然，云南人“排外”是事实。如1912年7月黄远庸就指出，云南人对蔡锷以“阳推阴倒之术以去之”。[142] 到了9月，又有“省中无识者流”乘蔡锷南巡之机，“妄加测度”[143] ，大造蔡锷离滇的谣言，以测试云南人民对他去留的态度。而且在“省籍”观念成为当时盛行的社会思潮的条件下，又何止只有云南人“排外”？但若以此断言蔡锷“非走不可”，就有悖事实了。且不说蔡锷在云南是得民心的，就凭他手握云南最高权力，只要北京不撤他的职，就无人能奈何他。如有研究者所说，“主动权还在蔡锷手里，去留完全由他个人决定”，“没有证据表明觊觎滇督之位的人已经动摇了蔡锷的执政根基”。[144] 这话不假。别说蔡锷，就是被袁世凯任命为云南“代督”的唐继尧返滇之初，遭到云南军界集体反对时，巡按使任可澄当时就指出这是徒劳的，说：“蓂初回滇时，李、谢（按：指李鸿祥、谢汝翼） 尝结党反抗之”；“谢死李调”后，“前民政长罗佩金（现在省） 、前西藏宣慰使李曰垓（现任垦殖局经办） 、前警察厅长黄子实等”，也怨唐“转甚。顾以现蓂握兵权，群处其势力之下，莫可如何”。[145]
第三，事实已证明，蔡锷请辞滇督并不如他自己所说，“欲趁此脱卸，决非有他”，而是在熊希龄内阁正式组成，“二次革命”败局已定的历史条件下，欲返湘“收拾”善后，并以此为主要根据地，实现他更大的发展理想，而接受了梁启超、熊希龄的安排。所谓入京为“恋栈”，则是一向视维新派、立宪派梁启超弟子的蔡锷为异端的革命党人对蔡锷的贬抑，显然不是他的真实思想和目的。因为蔡锷接获袁世凯命其入京“休养”后，仍在积极作入湘的准备。何况蔡锷本为省级领导人，转任湘督，何来“恋栈”？再看“土霸王”说，一心追求国家统一的蔡锷，在革命党人执政各省为抗拒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坚持独立自主，也就是他所说的恐由此引起“土豪浸起割据之思”时，没打算辞职或入京做揽政军人的“榜样”，反而在袁世凯消灭心腹大患的所谓“割据势力”、实现一统江山时，自作多情地如梁启超所说，“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以身作则来矫正”军人揽权，弄成藩镇割据的“局面”，有这个必要吗？能起到所谓不想做“土霸王”的示范作用吗？至于蔡锷的入京，与袁世凯是否有关的问题，就更是被袁世凯所证实不但有关，而且还是他利用蔡锷一个不慎之举，骗入北京的。蔡锷的入京，纯属命令如山，不得已而行。
第四，社会各方对蔡锷1913年10月离滇入京，为何有如此之多的不同意见甚至对立的看法？又应如何解释这些分歧，找到历史的真相？就历史研究者而言，出现这些分歧，应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如前所说，与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及情感倾向紧密相关。如认为蔡锷离滇入京，究竟是“恋栈”还是不愿做“土霸王”，就是一例；二是未能从历史的纵横相互联系，整体性研究相关史实，只沿着某个侧面，单线条地就事论事。如认为蔡锷未能如愿督湘，与袁世凯无关，就属于这种情况。历史研究者研究蔡锷，有个为何而研究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可有两个蔡锷：一个是历史的蔡锷，一个是研究者心中的蔡锷。历史研究的任务，按历史科学的要求，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可是，人都是有立场，有感情的，各有自己的亲疏仇雠，自然就有了认识上的分歧。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要正确解决这种分歧，唯有遵循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充分占有史料，认真考辨真伪，客观考察全部历史事实，综合分析相关社会关系才有可能。否则，所得结果很可能只是研究者“心中”的蔡锷，而不是“历史”的蔡锷。
注释：
[1] 《告滇中父老文》[1915年12月] ，曾业英编：《蔡锷集》（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3页。
[2] 《致曾广轼函》[1915年11月] ，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229页；《政府对于各省都督之计划》，上海《时报》，1913年11月11日，第4版。
[3] 梁启超：《蔡松坡遗事》，北京《晨报·蔡公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1926年11月8日，第1— 4版。
[4] 《熊希龄先生遗稿》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0—1611页。
[5]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440页。
[6] 以上各引文见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60、1459、1464、1457、1458、1463页。
[7]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4页。梁在此讲演中说蔡锷“民国三年春天”“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有误。他1916年10月22日发表在奉天《盛京时报》第1版上的《帝制秘录》一文，已说明蔡锷是“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师”。
[8] 袁泉：《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2—168页。
[9] 邓江祁：《蔡锷离滇赴京原因考》，饶怀民、范秋明主编：《湖南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262页。
[10] 《复梁启超电》（1913年6月中旬），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933页。
[11]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038页。
[12]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10、1417页。
[13] 《黄元蔚家书》，转引自马忠文《晚清日记书信考释》，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第138、139页。
[14] 《熊总理用人之标准如是》，上海《新闻报》，1913年10月13日，第3版。
[15] 《北京专电》，上海《新闻报》，1913年8月6日，第2版。
[16] 《北京专电》，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8月19日，第2版。
[17]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10页。
[18]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护国文献》，第304—305页；梁启超口述，周传儒笔记：《蔡松坡遗事》，北京《晨报·蔡公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1926年11月8日，第1— 4版。
[19] 《云南专电》，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8月5日，第2版；《六日申刻北京专电》，上海《时报》，1913年8月7日，第2版。
[20] 邓江祁：《蔡锷离滇赴京原因考》，饶怀民、范秋明：《湖南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71页。
[21] 《与〈天南日报〉记者谈话》[1912年8月底] ，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725页。
[22] 《熊希龄先生遗稿》第二册，第1534—1535页。
[23] 《致黎元洪谭延闿等电》（1911年11月15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330页。
[24] 《致国务院及各省都督电》（1913年8月4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080页。
[25] 《袁总统对于改组政府之意见》，上海《新闻报》，1913年7月1日，第3版。
[26] 《人才内阁之两面观》，上海《新闻报》，1913年9月2日，第2版。
[27]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25、1426页。
[28] 以上各引文见《熊希龄先生遗稿》第二册，第1610—1611、1515、1534—1535页。
[29] 袁泉：《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第165页。
[30]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20页。
[31] 《在阿迷州军警商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词》（1912年9月13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744页。
[32]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二册，第895页。
[33]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20、1408页。
[34] 《致谭延闿电》[1912年8月9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690页。
[35] 周少臣：《辛亥先驱石醉六》，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195页。
[36] 刘泱泱编：《黄兴集》（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0、561页。
[37] 《熊希龄先生遗稿》第二册，第1534页。
[38]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20页。
[39] 《熊希龄先生遗稿》第二册，第1610—1611页。
[40]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40页。
[41]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二册，第856页。
[42]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五册，第2335页。
[43]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45页。
[44] 《函述云南独立之怪谈》，天津《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第3版。
[45] 《总领事额必廉关于云南省至1912年2月15日为止的半季度情况报告》（1912年2月18日于云南府）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7页。
[46] 周钟岳总纂，蔡锷审订：《云南光复纪要·援黔篇》，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
[47]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19页。
[48] 《北京专电》，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8月19日，第2版。
[49]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二册，第875页。
[50] 《致谭延闿电》[1912年8月9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690页。
[51] 《北京专电》，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8月31日，第2版；9月1日，第2版。
[52] 以上各引文见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304、311页。
[53] 《新外交总长伍廷芳之谈话》，《盛京时报》，1916年11月15日，第7版。
[54] 《关于中央政治会议之消息》，天津《大公报》，1913年12月9日，第3版。
[55] 本报驻京通信员冰若：《政治会议之内幕》，上海《时报》，1914年1月6日，第2版；《政治会议第一次开会纪事》，上海《时报》，1914年1月3日，第4版。
[56] 《命令》，上海《时报》，1913年10月1日，第2版。
[57]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56页。
[58] 《致曾广轼函》[1915年11月] ，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229页。
[59] 袁泉：《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第164页。
[60] 《要电》，上海《时报》，1913年8月6日，第2版。
[61]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56页。
[62] 《谭人凤演说词》，北京《民国新报》，1916年12月2日，第3版。
[63]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57页。
[64] 《熊希龄先生遗稿》第二册，第1611页。
[65] 《致程潜电》（1916年6月17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434页。
[66] 陈建明主编：《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百位湘籍名人手迹》，“序”，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页。此函原稿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67] 《致朱师晦函》（1912年7月10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676页。
[68] 《王申五格言》（1913年9月15日）（手稿），云南省博物馆藏。
[69] 参见曾业英《蔡锷1910年为何在广西蒙冤遭驱？》，《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3期。
[70] 以上引文见《告滇中父老文》（1915年12月） 、《致曾广轼函》（1915年5月），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243、1135页。
[71] 袁泉：《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第167页；谢本书：《蔡锷大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72] 蒋方震：《军事常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46—147页。
[73] 《总统府与国务院最之要闻》，上海《新闻报》，1913年9月14日，第3版。
[74] 《北京专电》，上海《新闻报》，1913年5月30日，第2版。
[75] 《孤苦伶仃之政党内阁论》（1913年6月21日），黄远庸：《远生遗著》下册卷三，商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版，第144页。
[76] 《人才内阁之两面观》，上海《新闻报》，1913年9月2日，第2版。
[77] 《组织第二次国务院之结果》，《申报》，1912年7月26日，第2版。
[78]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336页。
[79] 《在进步党云南支部欢送会上的演说词》（1913年10月5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103页。
[80] 《蔡锷对于改组内阁之意见》，上海《神州日报》，1913年6月21日，第4版。
[81] 《复太原电》（1913年6月），《蔡松坡电文稿》抄本第4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82] 以上引文见《致北京各部各省军民长官电》（1916年6月21日）、《致唐继尧刘显世电》（1916年7月19日） ，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438、1462—1463页。该书定此电发于7月19日，误。
[83]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五册，第2324页。
[84] 《致张敬尧电》（1916年6月14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433页。
[85] 《致孙中山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1月19日） ，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396页。
[86]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332页。
[87] 《致朱师晦函》[1912年7月10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676页。
[88] 《熊内阁通过后之种种问题》，上海《新闻报》，1913年8月7日、8日，第3版。
[89] 《蔡锷来京之确闻》，北京《亚细亚日报》，1913年9月29日，第2版。
[90]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36、1437页。
[91] 蔡锷：《训示将士文》（1916年1月15日前后） ，四川官印刷局调制原件影印件。
[92]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1428页。
[93] 《致袁世凯暨国务院电》（1913年8月5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084页。
[94]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64页。
[95] 《呈袁世凯文》（1913年11月底） ，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1105页。
[96] 《蔡松坡先生历史谈》，上海《时报》，1916年11月13日，第2版。
[97]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11页。
[98] 《人才内阁之两面观》，上海《新闻报》，1913年9月2日，第2版。
[99] 《北京专电》，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8月19日，第2版。
[100]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395页。
[101] 《北京专电》，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9月1日，第2版。
[102] 《关于川湘军事善后之种种》，天津《大公报》，1913年9月24日，第3版。
[103]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84页。
[104] 《大总统嘉许滇都督电》，上海《神州日报》，1912年9月17日，第2版。
[105]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27页。
[106] 以上引文见《专电》，《申报》，1913年9月27日，第2版；10月21日，第2版。
[107] 《蔡锷致袁世凯、国务院电》（1913年10月7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务院档案，1002-496。
[108]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47页。
[109] 《特约路透电·七日北京专电》，上海《时报》，1913年8月8日，第3版。
[110] 《北京专电》，上海《新闻报》，1913年8月9日，第2版。
[111]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383页。
[112] 《关于川湘军事善后之种种》，天津《大公报》，1913年9月24日，第3版。
[113] 以上引文见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16、1392页。
[114] 《郭人漳将取消湖南查办使》，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10月16日，第2版。
[115] 《关于湖南军事善后之计划》，天津《大公报》，1913年10月7日，第3版。
[116] 《参陆海三部通电克复湖口详情》，上海《新闻报》，1913年8月5日，第3版。
[117] 《命令》，上海《新闻报》，1913年8月4日，第1版。
[118] 《湘督将任黎公兼领》，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10月17日，第2版。
[119]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449页。
[120] 《汤芗铭督湘原因》，上海《新闻报》，1913年11月3日，第1版。
[121] 《提议裁撤都督之原因》，天津《大公报》，1913年6月21日，第3版。
[122] 以上引文见《最近之各省都督》，上海《时报》，1913年11月11日，第4版。
[123] 《北京专电》，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8月17日，第2版。
[124] 《蔡锷来京之确闻》，北京《亚细亚日报》，1913年9月29日，第2版。
[125] 《致袁世凯电》[1912年9月30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第762页。
[126] 以上引文见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第313、323页。
[127] 《（一九一二年）南方各省预备筹防事宜（一）》，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324—11329页。原文无写作时间与作者，此为依内容推断。
[128]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二册，第861页。
[129]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301页。
[130] 《人才内阁之两面观》，上海《新闻报》，1913年9月2日，第2版。
[131] 《政治会议之现在将来·政治会议人物之派别》，上海《新闻报》，1913年12月26日，第2版。
[132] 《熊希龄先生遗稿》第二册，第1534—1535页。
[133] 《复梁启超电·附录梁启超致蔡锷电》（1913年6月中旬] ，曾业英编：《蔡锷集》（二），第933页。
[134] 《有请蔡松坡为和事老者》，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7月29日，第2版。
[135] 《北京专电》，上海《新闻报》，1913年7月29日，第2版。
[136] 以上引文见《致袁世凯孙中山及各省部督电》（1913年5月15日） 、《致参议院众议院等电》（1913年5月6日） 、《复冯国璋等电》（1913年5月29日）、《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1913年8月6日）、《致胡景伊等电》（1913年7月19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 ，第843、844、845、855、1085、1073页。
[137] 《政府对于南方军事之计划》，天津《大公报》，1913年7月30日，第2版。
[138] 《专电》，上海《时报》，1913年8月7日，第2版。
[139] 《滇南军事纪》，上海《新闻报》，1913年9月22日，第1版。
[140] 《唐继尧不允来京之由来》，《申报》，1916年10月3日，第3版。
[141] 毛振发：《蔡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142] 《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1912年7月30日）]，黄远庸：《远生遗著》上册卷二，第70—71页。
[143] 曾业英编著：《蔡锷史事日志》第三册，第1083页。
[144] 袁泉：《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第164页。
[145] 《刘显世等致陈国祥函札（民初滇黔史料） 》（未刊稿） ，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甲29。原件未署月份，依任可澄8月10日任云南巡按使时间推测为10月3日。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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