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黎梅：民国初年蔡锷对云南的治理研究

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蔡锷被推举出任云南军都督府都督，自1911年11月1日担任该职，至1913年10月离开云南到北京赴任，蔡锷治滇时间近两年。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蔡锷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英、法两国对蔡锷极为钦佩。法国驻越南总督在对法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是非姑勿论，若蔡公者，余衷心钦其为人。”英国驻云南府总领事额必廉多次夸赞蔡锷：“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蔡锷将军在应付他所管辖的那些不安分的军事人员和其他人员方面的能力。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位卓越的人物；如果他幸存下来，目前的革命在未来几年中很可能获得显著的成就。有许多人憎恨他，更多的人敬慕他。我知道，此地的许多绅士和学生，以及许多士兵和临安、开化、广南等东南三府，都是强烈反对他的，但是，由于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以及他本人的毋庸置疑的才干，他迄今终于设法坚持下来。……只要他继续掌权，云南府将是平静的。”[1]朱德也曾评价蔡锷“思想敏捷，知识丰富，见识精辟，坚韧和无私”[2]。

上述评价无疑与蔡锷在民国初年担任云南军都督府都督并在社会建设过程中体现的卓越才能密切相关。到目前为止，对于蔡锷督滇时期的作为，学术界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3]，但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法制、教育等方面。本文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补充，并着重对边疆治理方面的措施和手段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

一、振兴实业

要解决云南的财政困难、人民生活贫困的窘况，振兴省内实业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云南军都督根据省内实际，将发展盐务、矿务为首要任务，提高农桑业、畜牧业的有效经营，积极发展工商业。

（一）革新盐务

盐课和附捐是云南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政府为加强对盐税的征收管理，采取了以下改革措施：一是撤销盐道，将盐务改归实业司管理，并将原有的课税以及附加的各种税收合并计算，更名为“盐款”；二是新设督煎、督销总办等机构，加强对盐务的监管；三是实行就各盐井征收盐款，杜绝侵挪亏欠、款目繁杂等弊端；四是新开盐井，严禁进口缅越私盐，省内民众可以自由购买食盐。这些措施的施行，使得盐款大增，各盐井也逐渐发展起来。

（二）振兴矿业

云南以丰富的矿产资源闻名于世。蔡锷力主把发展矿业作为云南经济开发的重点，他认为要发展云南经济，“非开矿无以辟利源”[4]。开发云南矿产，一方面可以增加云南的财政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又可供应国家的需求，维护国家利权。因此，军都督府以开放、保护为宗旨，鼓励官商开矿，并制定《云南矿务暂行章程》，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促进云南冶矿业的发展。

1.调查省内资源分布情况，发展重点企业

为实现有计划、有步骤的开采，军都督府通令各地方官仔细调查当地矿产情况，将调查结果分别以“已开矿山”“未开矿山”“已开荒废矿山”3种形式具表呈报政府。军政府还于昆明设立矿物化验所、地质调查所，以勘察省内的矿产情况，为冶矿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对于个旧锡矿和东川铜矿两种知名的矿产，军都督府则予以重点维护，加大宣传促进这两大产业的发展。

2.积极引进外资及国外先进技术

云南矿产资源的开发需要大量资金，在向中央申请资金援助失败后，蔡锷积极引进外资。为吸引华侨组织公司来云南开采矿产，军都督府制定专门章程，对华侨公司给予特别保护。蔡锷向袁世凯及国务院请求派遣久居南洋、在华侨中颇有信用的司法部次长吕志伊前往南洋和美、澳等国，招募华侨到云南投资办厂，同时致电上海华侨联合会，欢迎华侨投资。由于交通不便、开采技术落后，云南虽然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内地各省都选择进口国外矿产。因此，蔡锷还派遣实业司副司长亲自前往日本调查实业，购置机器。这些措施为实现云南冶矿业发展的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三）发展农林、工商业

在农林业方面，实业司成立了云南农务总会，以归化寺、华亭寺的年租作为农会1年的运作经费，以推广农业知识，帮助农民改进耕作方法，协助农民解决困难。在昆明设立农林局，地方设立农林实业团，订立垦荒、畜牧、森林章程，积极推广改良后的种棉、制茶法，收到较大成效。在工商业方面，调查全省工艺出品和商业状况；设立模范工厂，分为金工、化工、染织、缝纫、陶瓷、印刷几大类；利用云南本省的原材料和固有工艺加以制造推广，整顿商品陈列所，供商家观摩。通过整顿，云南的手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工商业产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兴旺，市场繁荣。在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民国初年的云南出现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境内重峦叠嶂，交通险恶。云南交通不便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也阻碍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开拓云南交通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开拓交通

（一）筹划修筑滇邕铁路

铁路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滇越铁路的修通拉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但滇越铁路路权把持在法帝国主义手中，极大地威胁到了我国的经济独立和国防安全。蔡锷希望能修筑云南至我国内地各省的铁路，改变滇越铁路对云南经济、交通的垄断地位，加强云南与内地的联系。他调阅了清朝时期有关云南铁路的档案，在“熟审边地情形”[5]后，决定要修建滇桂铁路。1912年4月，他致电袁世凯和相关各省都督，提出兴修滇邕铁路，指出修建这条铁路对我国政治、军事及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建议将滇邕铁路延长至广西龙门岛，并将龙门岛建设成军商两用港口。他认为滇邕铁路的修建定能加强云南、广西两省在军事、国防上的联系，为云南冶矿业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夺滇越铁路之势力”[6]。蔡锷的提议引起了多方重视，当时身在澳门的孙中山当即致电国务院：“滇桂铁路于军事、交通、实业均有大利，亟宜修筑，如中央政府力不暇，及请由滇、黔、桂三督自行筹备。”[7]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后，蔡锷一方面请求他“主持筹措巨款，派员到滇，切实调查，设立煤、铁厂，以炼冶钢轨为大宗，近以备建筑滇邕铁道之用，远以供西南诸省之需”[8]，另一方面积极与广东、广西、贵州三省都督商议筹款事宜。由于蔡锷的积极倡导、孙中山等人的支持响应，北京政府交通部很快就派遣钱世禄、龙高显等人赴滇桂沿线调查清朝时的勘测情况，对未完成的路段继续勘测，并开始着手具体修筑，设定路线所需经过的大小站目、里程等。修筑滇邕铁路终因北京政府无力支持，而各省的财政状况不乐观而不得不放弃。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滇桂铁路最终修成通车，蔡锷的梦想才得以实现。蔡锷对修筑滇邕铁路所做出的努力，为新中国修通滇桂铁路做了一定的准备。因此，他对滇桂铁路修筑所做出的贡献仍值得肯定。

对个碧铁路的修筑，蔡锷也做出了较大努力。法国尝到滇越铁路的甜头，又企图修筑直通蒙自、个旧的铁路掠夺我国的资源，并派人秘密测量路线。为了保护我国路权，个旧厂商发起了修筑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的倡议。倡议提出后，蔡锷表示大力支持，并派出官员至蒙自筹备组建铁路公司。他将原来滇蜀腾越铁路公司用款中由个旧捐赠的130万两锡碳款，作为官股拨给铁路公司使用，保证个碧铁路的按时动工修筑。

（二）添设邮政

辛亥革命前，云南设置的邮局并不多。反正后，军都督府分别在威远、镇边、新平、南安、易门、罗茨、禄劝、剑川、云龙、中甸等地增设邮政局。这样，云南全省的消息逐渐灵通，解决了前清时期各地消息闭塞的状况。

（三）修筑公路

云南公路道途险阻，雨后泥泞，交通极其不便。为发展公路运输，军都督府命令各地府、县，将应修的公路路程勘测丈量上报军都督府，再选择重要路段进行修筑。如李根源修通了楚雄至下关及金牛屯到曲硐的公路。

三、发展教育

自清末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发展新式教育的重要性。蔡锷将我国腐朽、落后的首要原因归结于教育的不振，他说：“教育者，国家之基础，社会之精神也。人种之强弱，世界风潮之变迁流动，皆于是生焉。东西各强国，莫不以教育为斡旋全国国民之枢纽。”[9]军都督府成立后，设立学政司（后改为教育司），管理教育事务，张贴告示宣传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民国元年（1912年），学政司拟定《劝学所暂行章程》，章程规定：劝学所直接受学政司领导，在当地地方长官“监督”下，管理本县各种学校，包括当地长官在内的所有官吏和机关，只能“提倡学务，保护学款”，允许提出“建议”和“纠弹”，但绝不允许阻挠、干涉当地教育工作，黜陟教育工作人员。不仅如此，当地公职人员还必须尽到“建设学校，筹集经费之义务”。如违反上述规定或不执行相关义务，“劝学员长”有权给予惩处。[10]在经费支持上，军都督府虽然财政紧张，但仍然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教育经费，如“民国元年至四年（公元1912—1915年）全省教育经费共1176840元，平均每年294210元，民国元年、二年共63万4千余元”，“由于经费比较宽裕，整个教育工作也呈现出‘循序渐进，颇有蒸蒸日上之势’”。[11]为在全省普及初等教育，教育司除恢复省会师范学校外，在昭通、曲靖、蒙自、普洱、永昌、丽江分别设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师范学校，资金全部由省财政负担，师范生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充当教员。军都督府规定，初级师范学校毕业生必须完成3个月的军事教育，并通令全省小学学习军式体操，以提高国民的军事素质。针对云南省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原派出的4名省巡视员无法视察全省的教育情况，军都督府将省巡视员增加到10名，并全部派遣师范生，以期对省内的教育改革提出中肯的建议。

云南的建设急需人才，相对于初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对云南省的建设更为迫切。在民国建立后的几年里，军都督府对资送留学生给予了高度重视，外语学习也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科目。在各中学及工业学校中，政府选送了大批的优秀学生前往欧美、日本等地留学，熊庆来、缪嘉铭、姚光裕、何瑶、杨维浚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被资送留学的。政府对省内法政、农业、工业中学各学校极力推广学生班数，各府、厅、州、县也增设初等农业、工业各类学校，人文学科在这一时期备受冷落，被资送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学习自然科学。可以说，重九起义后的云南教育由注重军事教育逐渐转变为以实业教育为主。民国初年的云南教育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教育的发展，是云南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过渡时期，在云南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治理边疆

云南僻处我国西南边疆，省内民族众多，边境线漫长。清末以来的云南，与英、法占领的缅甸、越南接壤，常有英、法等国的传教士、军队等不同身份的人秘密勘测地貌、资源，蚕食我国边疆领土。与其他独立省份相比，云南的治理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一方面，由于革命党人受到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导致省内少数民族对汉族产生疑惧，民族关系受到极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前清时期对西南边疆的漠视，云南的边界纠纷得不到有效解决，边疆危机愈演愈烈。

辛亥革命胜利后，清朝政权尚未推翻，革命派狭隘的民族建国论仍有巨大影响，军都督府发布的《讨满洲檄》[12]仍采用黄汉纪元，重申“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字里行间充斥着狭隘的民族建国论调和仇视少数民族的字眼。“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被称为“大汉云南军政府”，都督府大楼被命名为“光复楼”，定国旗为赤字旗，等等。与此同时，蔡锷等领导人也意识到狭隘民族建国论所带来的危害。类似的事情在省内频繁出现，促使军都督府转变民族观念，他们宣布中华民国的建国政纲为“建设主义，以联合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视为一体”，对外宣称辛亥革命的宗旨是为了“划除专制政体，建造良善国家，使汉、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革命的目的是“政治革命，而非种族革命”。原楚雄知府崇谦是满洲正红旗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来到云南任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任楚雄府知府。在楚雄任职期间，崇谦颇有政绩。辛亥革命后，由于排满思想的风传，崇谦内心焦急万状，曾企图自杀。军都督府了解这一情况后，致电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令其对崇谦特别保护，“不得妄生满汉意见”。军都督府对其民族主张的大力宣传和切实施行，使当时的满族官吏逐渐打消了内心的惊恐。这些电文还刊登在上海的《神州日报》，为民国政府制定民族政策起到了借鉴作用。此后，云南军都督府不断修正民族观念，极力宣传“五族共和”思想，并结合省内实际对“五族共和”思想做出调整，增加了“夷、苗”各族，致力于消除省内各少数民族的疑虑，较早地完成了由“破坏者”向“建设者”角色的转变。更令人忧心的是，英法列强对云南边地领土的蚕食鲸吞引起了蔡锷等人对边疆问题的重视。

（一）亲巡边疆防务

1912年9月5日的《天南日报》刊载了《蔡都督南巡之真相》一文。原来蔡锷打算趁省内较为安定之时，对蒙自、开远、个旧等南防重地进行实地考察，处理“七府矿产”事宜，但不知是什么原因，竟使人们误以为蔡锷将悄悄离开云南。为此，蔡锷专门接受了《天南日报》记者的采访，以澄清谣传。蔡锷说：“南防之行，前本委任之罗总长（即罗佩金，时任军政部总长），乃罗迟迟未往。嗣经迭次催促，勉强就道。乃仅赴蒙自，隔宵即行，于南防各重要为题毫未处理，故不得不亲自一行。且年来未出省内一步，于省外地方实未能周知，应为实地视察，借便措施一切。”1912年9月上旬，蔡锷先后前往临安（今建水）、个旧、蒙自、阿迷州（今开远）等地考察，可惜的是蔡锷前往考察的记录较少，仅在《蒙自文史资料》中有一篇短文，回忆了蔡锷南巡蒙自的情形。据该文记载，蔡锷前往蒙自考察时，“身着短便衣服，乘藤凉轿，两舆夫畀之行，随从五六人骑骏马前导，卫队约50人，荷手枪拥之，前有抱盒子纱灯者2人，进入西正街，各商号燃放鞭炮欢迎，翌日召集绅商学工各界在南门外新戏院演讲南巡意义。士绅王继林致开会辞寥寥数语后，蔡即演讲，其之湖南乡音较重，语言不大可辨。听其演讲者约千人。蔡锷中等身材，须紫而短，貌清瘦和蔼，着全边兰呢礼服，戴大呢礼帽，两目炯炯有神，颇有儒将风度，演讲历两小时方散”。第二天，蔡锷乘兴游览了杨家庄刘声远的别墅，与地方文士畅谈诗文，并以“萧寺写经秋满叶，柴门临水稻花香”字联留赠刘声远。[13]

蔡锷每到一地，都在当地发表演说。在临安府（今建水）绅商各界代表欢迎会上，蔡锷指出，临安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希望绅商学各界，积极辅助政界，筹办公益事业，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要积极兴办教育、发展交通事业、勤俭蓄财，避免浪费。在个旧，蔡锷结合当地矿产资源开采存在的问题，希望当地能建设矿业学校，研究开采冶金等技术，一方面便于实地练习，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借才异域”，从根本上解决冶矿业发展的问题。而治标之法则是要“渐变土法，广聘矿师，开采冶炼，均用机器。一资本家之力量不足，则合众资本家以谋之”[14]。在蒙自、阿迷州等地，蔡锷也作了精彩的演说，对当地的绅商、军警各界寄予厚望，希望他们立志宏远，为建设民主共和社会与军政府“和衷共济”，共同努力。蔡锷亲自南巡，对当地的政、警、绅、商、学各界都是极大的鼓舞，对巩固云南的边防具有重要意义。

（二）派遣李根源西巡

李根源，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别署高黎贡山人，云南腾冲人，生于1879年。1898年应永昌府试中秀才，1903年考入昆明高等学堂，第二年考送日本留学，研习陆军，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并结识孙中山、黄兴等人。1905年他参加同盟会，后组织出版《云南杂志》，为推翻清王朝统治制造舆论，并与赵伸、吕志伊等倡设云南独立会，声援河口起义。1909年李根源回到昆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很快又升任总办，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片马事件发生时，李根源奉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命令，前往片马地区筹办边防交涉事宜。在调查滇西边防时，李根源曾乔装成傈僳族农民，穿过人迹罕至的密林地区，又通过溜索渡过波涛翻腾的怒江，抵达英军驻地。为调查敌军军情和军营周围地形，他在军营外露宿了两夜。李根源在片马地区的考察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获得了大量的情报。当英军得到情报搜捕他们时，他们已经逃之夭夭了。李根源依据实地调查得到的大量资料，向清政府提出了对敌之策。经过这次实地调查，李根源更加认识到滇西边远地区对我国边防的重要性。

处理滇西兵变后，李根源向军都督府提出经营边疆少数民族的方案。蔡锷对此十分重视，他回电李根源说：“滇边辽阔，逼处强邻，南界早经划分，尚无异议。西北境既袤远。界限未清，履勘数回，蹙地千里，皆缘视为滇边荒漠不置意，致启戎心。”[15]经过讨论，军都督府采纳了李根源的“渐进”主义方案，让他放手办理，决不遥制。此后，李根源在西巡任上积极经营滇西边区，取得诸多成就。

1.在土司地区设置弹压委员

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漠视，加上英法等国对各土司的威逼利诱，一些土司有外倾脱离祖国的迹象。为逐渐收回土司的各项权力，李根源在干崖、盏达、陇川、勐卯遮放、芒市猛板等各个土司地区，设置弹压委员，分别委任熟悉边地情形的王崇矩、郎侯泰、杨鸿仁、周谟、聂绅文5人担任委员，在地理位置重要而又复杂的地区，增设巡捕员4人辅佐，并就近抽调防兵10名，以防危急事件发生。户撒、腊撒两土司地区管辖范围较小，均由相邻的盏达弹压委员兼管。凡是地方的裁判权，无论汉、夷，都由弹压委员行使职权，土司不能受理。至于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修筑道路等事项，应在各弹压委员的带领下协助进行。通过以上措施，逐渐收回土司的各项权力，逐步实现改土归流。

2.调整地方行政区划，加强对边远地区的控制

永北厅属地（包括今永胜、华坪、宁蒗等县）面积辽阔，又处于川滇接壤地区，经常有土匪侵扰。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李根源电请军都督府将鹤丽镇迁至永北厅。弥渡、漾濞两地僻处边远，地理位置又极为重要，经常有边事纠纷发生。因此，李根源在弥渡、漾濞两地置县，各设知县1名，均隶属蒙化府管辖。孟定土司原属永昌府管辖，但该地区距离永昌府颇远，不易管理，因而将孟定土司地区划归永康府管辖。为巩固北防，又设置泸水县管辖六库、老窝、等梗、鲁掌、卯照地区。

3.经营怒俅

怒江、俅江流域面积辽阔，上通卫藏，中连印度，下接缅甸，是我国滇西沿边一带藩篱，英国侵略者觊觎已久。李根源在片马事件发生后曾前往该地实地调查。他被调往巡阅滇西后，派人前往怒俅地区调研，并致电蔡都督商议经营方案，蔡锷对此非常赞同。接到复电后，李根源受到极大鼓舞，立即筹划成立拓边队，以筹办边务、修筑道路、创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为主要任务。经过妥慎考察，拓边队以任宗熙为委员长，景绍武为副委员长，林敬儒、赵嘉宾、杨建中、帅崇兴为边务委员，同时拨给西防国民军第一营中哨全哨兵丁、号护兵，共84名。任宗熙与景绍武等人在片马事件发生时，曾随同李根源前往怒俅地区实地勘察，对该地区极为熟悉。拓边队建成后，分道前往怒俅地区。任宗熙由丽江、维西一带进攻上帕，景绍武由剑川、喇井、营盘街一带进攻老母登，均遭到激烈抵抗，经过数月艰苦斗争，地方夷民逐渐投诚。同年6月，李根源将拓边队改为殖边队，任命任宗熙为殖边队第一队队长、景绍武为第二队队长，又补任何泽远为殖边队副委员长兼充第三队队长，令他带目兵20名，商人、匠役10名，支援任宗熙、景绍武两殖边队。3个殖边队分别向知子罗、知子罗下段和菖蒲桶、白汉洛进发。后又增加土舍罗梧秀、兰州土司段浩为殖边委员，帮同办理边务。8月，云南军都督府任命姚春魁为怒俅边务总办，在兰坪营盘设置“怒俅殖边总局”，同时将乡绅捐赠的“报效银”1万两拨给殖边总局，作为经营各项事业的经费。殖边队分道进驻怒江后，经常遭到当地土著袭击，途中又遭遇雨雪、瘴疠、蚊虫，各队人员伤亡惨重，处境艰难。12月，景绍武带领的第二殖边队在老母登所辖营区内，遭到当地夷民偷袭，几乎全部遇难。[16]在这种情形下，殖边营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加强武装力量，进行武力镇压，逐步设置行政机构；另一方面利用当地头人、蓄奴主之间的矛盾，分化和瓦解奴隶部落和氏族集团，以武力和行政手段实行“开笼放雀”政策，解放家庭奴隶，使奴隶向殖边营靠拢，开办初级市场、店铺，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兴办学校，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移风易俗，促进怒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通过以上措施逐渐控制了整个怒江地区。怒江全区基本稳定后，云南军都督府在该地区设立了菖蒲桶、上帕、知子罗3个殖边公署，建立了行政机构。1913年5月，军都督府又任命李国治为怒俅殖边总办，对原来重视不够的怒江上游地区，积极修筑道路、发展商业、移民垦殖、普及教育。派遣人员调查该边地夷民的倾向，搜集该地区隶属于我国的证据，随时呈报军都督府作为将来划界谈判的依据。李根源成立的殖边队为经营怒俅地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也实现了对该地区的初步统治，遏制了英帝国进一步东侵的企图。

李根源积极经营滇西，引起了英国的嫉恨和不满。英国驻腾越领事横加干涉，曾照会云南军都督府，认为“李师长有反对外人之意，且在迤西，权力无限，外人不宜前往大理”。云南军都督府反驳：“滇省反正以来，地方尚属安静，各教士欲回原处，只可听其自由。至李师长开通文明，为滇人所共称，亦本都督所深信，可决其必无反对外人之意。来照称其在迤西权力无限，本都督考其所办事项，亦俱为其职权所当为，腾领所言，恐属误会。”[17]英国领事非常恼怒，又致电驻京英使向外交部力揭李根源短处，请求外交部将李根源调离滇西。云南军都督府据理力争，坚持不允，英国领事无可奈何，只好作罢。1912年7月，李根源功成身退，正式宣布解职。

（三）委任柯树勋经营西双版纳地区

柯树勋，字绩臣，一作绩丞，广西柳州人。19岁投身军旅，参与镇压同盟会发动的河口起义，升任铁路巡防营管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西双版纳爆发了勐遮、六顺、顶真三土司与勐海、勐混土司及景洪宣慰使司之间的战争，经宣慰使呈报，云南省政府派兵进入西双版纳，与勐遮、顶真等土司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互有胜负。宣统二年（1910年）1月，云贵总督署派柯树勋率军到勐海增援。5月，平定了勐遮、勐海之间的战争，柯树勋督带第五营驻守顶真、勐遮，“招抚夷民归田”。宣统三年（1911年），思茅厅同知黎肇元议请将西双版纳改土归流，“分勐遮、顶真、勐混、勐海、勐阿为五区，出示变卖田地，议设一厅三县，骆负图、陈兆廉、阳荣煇、周世清、邹位灿，均充编户，招垦员弁，抽花茶捐助费”[18]。后因黎肇元、周世清等先后因瘴气去世，于是改土归流的计划停止。

1912年1月，蔡锷任命柯树勋为思茅厅厅长。不久又命柯树勋督办勐遮、顶真等五勐地区的善后事宜，并督带边防各军营兼营务处。柯树勋在车里设置了善后总局，以邹位灿为帮办，委任李谭、黎祚、陈锦昌、陆廉、唐建臣等为编户员，对车里地区居民进行编户。编户完成后，柯树勋不畏艰险，亲自考察边地情形，向军都督府上陈了“治边十二条”。“治边十二条”的主要内容包括：改流、筹款、官守、诉讼、交涉、实业、国币、通商、学堂、邮电、招垦、练兵。云南军都督府命令除改流一条暂时缓办外，其他各项应次第进行。1931年1月，柯树勋在车里成立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云南军都督府委任柯树勋为总局长，其下又分设司法、教育、实业、财政、交涉、翻译各科，并召集各勐土司、叭目商议，就权限、户口、征捐、折工、税银、外交、学堂、垦殖、婚姻、守法、住房、剃发、奖励等方面制定章程。9月，柯树勋将西双版纳划为8个行政区。第一区驻车里，柯树勋兼行政委员；第二区驻勐遮，李谭为行政委员；第三区驻勐混，陈钺为行政委员；第四区驻大勐笼，周国华为行政委员；第五区驻勐腊，何树堃为行政委员；第六区驻易武，何光汉为行政委员；第七区驻普文，何瑛为行政委员；第八区驻关防，石云章为行政委员。各区分设书记、翻译、法警，行政委员与土司共同议政。[19]此后柯树勋对宣慰和各勐土司、叭目进行优抚笼络，采取措施发展经济、文化，巩固边防。这些对于增进边疆与内地的联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调整管辖范围较大州县的县域,并析置一批新县

如在大姚、永北之间的白井设置盐丰县，在元谋、定远、禄丰之间的黑井及琅井、阿陋井设置盐兴县，在蒙化、太和、永平间设置漾濞县，在赵州、蒙化、云南相错地区设置弥渡县，在剑川、维西、云龙之间设置兰坪县，在滇西、西藏毗连地区设置阿敦县；在较为偏远地区添置巡检，于沿边土司地区设置弹压、行政委员。这些调整使军都督府加强了对这些偏远地区的管理，地方治安日渐安谧，尤其是阿墩县的设置，对滇军援藏、防范藏乱波及云南起到了未雨绸缪的作用。

督滇任上，蔡锷励精图治，极力整顿面临绝境的云南财政，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努力拓展云南交通，积极发展实业和教育事业。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制定并实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云南在全国动荡的环境下，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军事实力增强、社会秩序稳定、国防建设成效显著。蒋百里评价辛亥革命初期的云南道：“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饷，而滇中晏然。”[20]陈度对辛亥革命初期的昆明社会也留下记载，谓“自民国元年至四年（1912—1915），时和年丰，米价平均不过每斗三元至四五元。不惟米价减，百物亦与之俱减，安居乐业，鼓腹含脯，大有开国盛时气象”[21]。

（曾黎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4页。

[2]朱德：《辛亥革命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3]代表性研究成果如：谢本书在《蔡锷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对民国初年蔡锷对云南的改革有较为系统的论述；肖雄在《蔡锷督滇时期的云南财政建设措

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中探讨了蔡锷在云南军都督府面临财政困难时采取的节流与开源措施。

[4]《致财政部电》，曾业英编《蔡锷集》（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05页。

[5]《为铁路事致北京政府暨黔粤桂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

[6]《为滇邕铁路事再致北京政府暨各省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7]《致北京国务院电》，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6页。

[8]《致孙中山电》，曾业英编《蔡锷集》（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06页。

[9]《军国民篇》，曾业英编《蔡锷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10]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中），1985年，第790页。

[11]刘光智：《云南教育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95页。

[12]《云南军政府讨满洲檄》，曾业英编《蔡锷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

[13]蒋寅遗作：《追忆蔡锷将军南巡蒙自片段》，《蒙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96年，第199—200页。

[14]《在个旧绅商学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词》，曾业英编《蔡锷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0页。

[15]《致李根源、赵藩电》，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16]参见迤西陆防各军司令部编：《西事汇略》卷八、卷九，开智公司代印，1912年。

[17]《致李根源电》，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18]（民国）柯树勋编：《普思沿边志略》，骆小所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民俗文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4页。

[19]（民国）柯树勋编：《普思沿边志略》，骆小所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民俗文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4—536页。

[20]（民国）蒋百里：《蔡公行状略》，田伏隆主编《忆蔡锷》，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4页。

[21]（民国）陈度撰、高国强校注：《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