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行：修志与治边——清代云南盐井志编纂与边疆文化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历代王朝对广袤边疆的治理，除了军事控制、行政管辖等措施外，还包括影响深远的文化整合与秩序建构。在治边实践中，“以中原文化之利仪观念教化四方”“以中原文化之政令法律统一四方”，并形成以“因俗而治” 为核心的灵活治边策略,即中央王朝在正视内地与边疆差异的同时，从文化角度向边民进行文化教化、灌输国家意识。具体来说，历代王朝通过安抚怀柔、羁縻而治、移风易俗、兴学崇儒、科举取士等举措，对边疆实行文化治理。从历代王朝治边实践来看，边疆文化治理是朝廷通过有意识地引导、塑造、传播特定的文化符号、历史叙事、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以强化边疆族群对王朝国家的认同感，进而达到巩固王朝疆域统治及维护边疆社会秩序的目标，其实质是一种旨在“化边为内”的柔性治理实践，涉及礼仪教化、史志书写等方面。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民族众多、地理环境复杂。在清廷治理云南边疆的诸多方略中，对地方经济命脉与民生资源的掌控尤为关键,而诸盐井地区作为云南至关重要的资源节点，其所纳之盐课是支撑云南地方财政，特别是边防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盐税之盈亏直接关系到清廷在西南边疆统治的政治、军事基础；同时，食盐亦是维系当地各民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生存物资，其生产、流通与分配直接牵动着边民的生计福祉与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下，清代云南黑、琅、白等盐井地区陆续编纂盐井志。盐井志的修纂是王朝边疆文化治理的重要体现，通过方志书写的方式，将盐井地区这一边疆资源要地纳入大一统王朝的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之中。相较于一般的府州县志或集中记述地方物产资源的专志，盐井志又具有特殊之处：一是地理分布上的唯一性； 二是内容上既“专”又“博”，不仅呈现了盐业生产的技法工艺，记录盐产量、课税额及运销网络等方面，还记载了边疆盐业社会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及人文风貌等内容。因此，盐井志文本为研究边疆富盐资源地区的社会文化及其历史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迄今为止，学界已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探讨了国家以“盐”控边的方式，并对方志编纂的治理功能作出颇多研究，但较少关注盐井志这一特殊方志的文本书写及其文化治理价值。本文即以清代云南盐井志编纂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盐井志的编纂动机、编纂群体及其文本内容，探讨国家如何以盐井志为载体，通过对盐这一边疆核心经济资源及其产地之社会历史进行系统性的知识生产与官方叙事建构，进而减少因国家控制食盐所导致的边疆摩擦与动乱，促进和维护资源控制和边疆稳定。

二、边疆盐业控制背景下的盐井志编纂

盐井志的诞生并非偶然的文化现象，其编纂深植于清廷强化西南边疆治理与垄断盐业资源的战略背景之下。盐井志的编纂动机不仅源于主持盐务的提举们所声称的响应“上宪”檄文或出于个人“素心”，更深刻地反映了盐井在清帝国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价值，以及官方实施有效治理、整合多元社会及凝聚边疆民心的迫切需求。

清代是古代云南盐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盐产量和盐课额都远超过去。明万历年间（1573—1620），政府直接控制的盐司每年采办的盐不到“200斤”；到了清道光年间（1821—1850），盐产量已到达“3500万斤”以上。这表明在清前期，云南盐产量就有了大幅度增长。据清代云南地方学者师范所著《滇南经费略》所述，承平年间的云南财政总收入约银“87万两”左右，其中盐课约银“32万两”，占所有各项收入之首，其次的条丁银仅“20万两”左右。到了清末，云南诸项常规、非常规的支出更加仰仗盐课收入：“然帑藏所入，以盐课为大宗，岁计五六十万。近数年来，筹盐捐又岁计五六十万，与正额相比埒。往者官吏之廉俸出于盐，师儒之束修膏火出于盐，将卒之饷糈出于盐。今则团营团哨之供亿出于盐，学堂之经费亦出于盐。”可见盐课收入是维系清廷在西南边疆统治的关键所在。盐井提举们对此有着清醒认知，黑井提举沈懋价强调黑井“煎盐多，办课重”，其重要性不容忽视。《琅盐井志》的编纂者也直言，“井止一区……国课于此输焉，民命于此系焉”。即使相对较小的琅井，其赋税贡献也“倍于州县”。云南诸盐井地区已超越单纯的资源产地，成为嵌入边疆肌体、牵动国家边疆治理的战略性节点。

盐井如此重要的经济地位，必然要求清廷赋予盐课提举司相应的行政权力与合法性。在康雍时期的盐政改革中，盐课提举司逐渐获得了对井地民事的完整管理权。盐课提举从五品的品秩与知州相当，高于知县，且行政上多直隶于盐道甚至省级政府，而非府州这种“政区化”，标志着盐司从单纯的生产管理机构向具有综合管辖职能的地方行政单位转化。编纂盐井志，正是盐课提举司确认和彰显其行政地位、构建治理权威的关键文化举措。如同州县修志以确立疆域、宣示主权，盐井志的编纂是盐司作为“准政区”行政单位，通过系统记录辖区内的“形势、人民、物产、课额”，宣示其治理范围、厘清权责、并向上级证明其存在价值与治理效能的必要行动。

盐井志也是政府了解及掌控边疆经济资源的重要参考资料。清廷要有效掌控盐业这一命脉资源，亟须全面、准确、系统的盐井信息作为决策和施政依据。在专门的盐井志编纂之前，相关信息零散、简略且错误频出。例如，《明会典》《明史稿》和《罪惟录》一类典章史书侧重记载制度建设，缺乏地方详情；《明一统志》《肇域志》和《读史方舆纪要》等史地典籍则囿于信息与篇幅，记述过于简略；省府州志虽收录盐司信息，但多为断代截面，且常“误与略”并存，“相互抵牾”，难以反映盐井社会的全貌与动态变化。白井提举刘邦瑞感叹旧志对白井记载“不过寥寥数行”，信息严重不足。这种信息的碎片化和缺失，严重阻碍了清廷对边疆盐业资源的深入管理。盐井志的编纂，正是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空白，将散落各处的盐业信息（地理、生产、课税、管理、沿革、社会状况）进行系统化归类、核实与记录，构建起服务于边疆经济治理的专门化知识体系，为中央和地方的盐务决策提供可靠的资政参考。琅井提举沈鼐所谓的通过修志“申之上宪，则蕞尔之琅，形势可鉴，情苦可通”，正是此需求的直接体现。

此外，盐井志的编纂还包含了当地官员对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文化治理的诉求。云南盐井地区不仅是经济重地，更是多民族杂居、八方来民汇聚之地。盐业生产吸引了大量不同族群的灶户、商贩、劳工聚集于此。清廷对盐业的专卖、课税等垄断行为本身极易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并引发族际摩擦与社会反抗，威胁边疆稳定。故多元的文化背景也使得构建共同认同、维系社会秩序成为治理难题。因此，盐井志的编纂在被官方用于经济信息整合之外，还被赋予了文化整合与民心凝聚之作用。

综上所述，在清廷对云南盐业开发及加强边疆控制之际，编纂盐井志不仅满足了整理盐务的需求，即官方通过记录盐井的开采、运输、销售等环节，更好地掌握盐业资源的情况，以此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同时，盐井志还被用作凝聚民心归向的重要文化治理工具，为这个流动的、多族群的区域塑造共享的地方历史记忆和空间归属感，将“八方来民”逐渐整合为王朝之下的“井地之民”。

三、盐井志编纂群体与井地认同

清廷对云南盐业的控制固然依赖行政手段与军事威胁，但盐务管理的复杂性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交织，使得井地官员选择修志这一具有文化渗透性的治理方式。在此背景下，盐井志编纂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性记录，成为一套融合经济管理、文化及意识形态规范的知识生产活动。这一活动依托于地方官员、士绅商灶乃至土司土官的合作，是构建边疆社会文化认同的政治文化实践方式之一。

（一）盐井志的编纂群体

清代云南盐井志的编纂群体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团队，从现存的记载编纂人员情况的盐井志来看，即便是人数最少的盐井志（乾隆《白盐井志》）编纂群体也有79人之多，足见地方官员、文人士绅对于井地修志一事的重视和热情。在盐井志编纂分工的名单中，首先是名誉上主修、督修的官员，他们往往由盐课提举或是省级大员担任；接下来是实际编纂的成员，如果上级没有指定的话，他们将决定方志体例、篇章撰写、资料收集和核查审订等各项具体事宜。

方志编纂多倾向于聘请地方上有才能、声望的士人，但在边远地区，由于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人才较为稀缺，因此主政官员一般会延请邻近府县的学官、文人前来协助。这在前期的井志编纂中也是如此。在井志的编纂名单中，通常会注明参修者的官衔、身份、籍贯。如乾隆《白盐井志》名单如下（见表1）。

从盐井志的编纂人员名单可知以下两点。第一，区分本地人与外地人，这就表明官员和他们延请的外地文人与本地精英们合作完成志书的纂修，并在最终成果上达成了共识，即在井志叙事取向上的态度基本一致。第二，各地具有功名的儒生或是儒学的学官是修志的骨干力量，他们中有些人正在备考更高级的科举考试，或者等待获授第一任官职，还有些人是在转任期间，或致仕或离任。方志编纂给了各地在职、非在职的官员、文人共事一份工作的机会，地方官员通过这一工作联络地方上的精英人群，与当地社会结合为一体，建立起新的关系。

盐井志编纂由盐课提举发起，并负责整合人、财、物等资源，设立修志机构，选拔修志人员。如黑井候选训导杨璇在康熙《黑盐井志》序中提到提举沈懋价对志书内容的统筹作用，称“巨细缓急，前后上下，其因、其创、其损、其益，悉赖沈公明以教我”。云南巡抚刘藻为乾隆《白盐井志》作序称：“今提举郭君取而重修之，删繁饰简，详核有法”。光绪时期的云南盐法道兴禄为《白盐井志》所作之序则表明了提举在召集编纂人员，设局统筹协调编纂工作方面的作用：“江右李君荩臣前署白井提举，督课勤能，思欲整顿度支，考厥掌故，井志残缺，慨然有征文考献之思。爰集井绅，开局采访。”主修的提举责任重大，其作为盐井志的首倡筹划者，在编纂者的选任以及编撰工作方面拥有最终决定权，对修志工作的质量与进度有着关键的影响。

盐井志编修工作通常委任于具备经史造诣的地方知识精英群体（包括府学教授、州县学教谕），主管地方文教事业的学正、训导，以及参与科考的基层文士等。大理赵州人赵淳曾担任乾隆《白盐井志》的“协修”及乾隆《琅盐井志》的“纂修”之职，是两部盐井志实际上的主修者。赵淳曾在多地任儒学教授，对边疆社会文教事业贡献甚多：

（赵淳）官东川时，土酋跳梁，淳率士子守城，得无恙。洎在鹤庆，请专祀孔子于文庙，改三教堂为二氏祠。……在顺宁，则建学培才，开其科名。致仕后，倡设义仓，便民播种，且鼓励州人士月课会文，皆有实迹。

同时，赵淳拥有丰富的修志经验，在修盐井志前，曾参与《云南通志》编纂工作，“是故余曩修《通志》，恒慎重之”，并主持过《赵州志》的纂修。他因此得到白、琅二井提举的信任，被延请为主持盐井志的纂修。

乾隆《白盐井志》另一位协修胡蔚，湖南武陵人士，寓居云南，才学备受瞩目，“负才卓荦，能古文，工笔翰，吟咏尤佳。幕游滇南，所至争礼之，友有才学而落拓者推荐尤力。彭竹林、沙雪湖皆入室高足。竹林登膴仕，羡门所推毂也。遗诗四卷，亦竹林付梓以行。修白井、东川二志，才识超越，体例精详。新都杨升庵先生创《南诏野史》,纪载疏阙，羡门订其伪佚，正其踏驳，为滇云典故善本云”。这些协助修志的外地文人，其名气、声誉对于初修志的盐井地区来说尤为重要。如赵州的赵联映，其受聘请赴井地修志时已年逾耄耋：“越壬辰年，八十入会场。庄亲王以老生呼之，奏请给六品京衔，签掣都察院经厅。雍正乙卯，修州志，公同校阅。后白井提举延修井志。年八十五卒。”但将其姓名写入志书的编修名单中，显然能够提升该志的分量与影响。

本地人员是盐井志编纂的中坚力量，包括文人士绅、土司和在外任职的井籍官员。在白井的盐井志编纂人员中，能够看到众多罗、甘、布等姓氏的参修者。罗、甘二氏是当地影响力非常大的家族，他们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江西，而经过多代之后，逐渐变成白井土著居民，致力于本地社会文化事业。如参与乾隆井志编纂的甘茂，其祖父及父辈均致力于地方文教、慈善等活动：

甘洲，康熙间岁贡。性敦孝友，积学授徒。学院缪给以“南宫隽品”之额。与提举杨光远镌送《感应篇证注》。子三。长二酉，康熙间岁贡，适修建黉宫，竭力从公，人多信服；次二南，雍正间岁贡，助修明伦堂、玉皇阁、关圣殿等处，与兄二酉、弟增生二玮赞助其事，率族人置义田。孙茂由师宗州学正升广南府教授。致仕后，创先师会。以五马桥铺面四间送入簧宫。

除了甘茂一家，甘氏同族的甘世忠、甘维松、甘韶、甘湘等分支均参与了历代《白盐井志》纂修，并担任重要职位。罗氏是白井修志的另一个重要家族。罗其玮，“同治癸酉(1873年)拔贡，光绪己卯(1879年)举人也。品行端正，持躬谦和。好读书，凡经、史、子集及医卜方技之学，悉皆博览淹贯，尤工诗文、书法。性纯孝，善体亲心，扶持不少怠”。罗其玮之祖父罗道位及长兄罗其珮分别是乾隆、光绪二井志的主要编纂人员。罗其玮一家享誉白井，并与其兄罗其珮受“兄弟联科坊”，以褒奖二人中举之绩。布氏是白井本地族群中的大姓，从修志人员名单来看，有布经纶、布纯熙、布纶绶、布纶章、布经纬等布氏家族的成员，可见本地少数民族在盐井志编纂中亦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盐井志的修志名单中还包括本地乡勇和土司。如，康熙琅井志修志名单中的乡勇景贵春，康熙初年，鲁魁山贼入井侵扰时，他“倡率井兵，讲武操练，率李三宜、段新所、李老五、杨允极并乡勇兵六十名袭杀山王，合井得免索保之害”。此外，率领井兵、负责防卫的琅盐井土巡捕李涞则担任乾隆志的“监修”一职。

（二）修志群体的关系网络与井地认同形成

盐井志的编纂工作将不同地方的官员、文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通过修志活动，加深彼此间的联系，即外地、本地精英以及德高望重的官员、前辈文人与还没获得功名的后辈晚生之间通过编纂盐井志这一政治文化实践，在地方精英阶层中达成共识，并持续通过修志及其他文化活动将共同的集体记忆刻画于方志中，潜移默化间塑造了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

就编纂人员之间的关系来看，他们有可能是师生关系。负责盐井志纂修、参阅这些主要工作的人员往往是当地才德兼备的鸿儒，他们中不少人受官员之聘，讲学于本地的儒学、书院或义学。如赵州人赵淳，不仅被提举郭存庄委以重修井志之任，还受聘主讲龙吟书院，“及门多所成就”。如张露，他曾在乾隆年间中举，以大挑授广西荔浦知县，卸任归乡后“主讲灵源书院十余年，先德行而后文艺，及门之士恂恂礼法。当时科甲皆其高足云”。如罗士洁，乾隆间恩贡，“性孝友。砥砺名节，学问宏博。善属文。提举高锦、郭存庄慕其品学，聘为馆师，井中名士多出其门。急公好义，有古侠士风焉”。此外，还有清光绪《续修白盐井志》的几位主要“撰述”，如甘世忠、罗其泽、张如翼和王本全都有此特征。甘世忠，“清光绪戊寅(1878年)恩贡。邃于理学，教读南馆十余年，学规严整，井中举贡半出其门。……其子韶登，丁酉(1897年)科选贡，人皆谓世忠教育有方云”。罗其泽，“清光绪己卯(1879年)科举人。学问博洽，尤工诗词。主讲龙吟书院五年，成就后学甚众。光绪二十四年续修《白盐井志》,先生所任撰述居多”。张如翼，“主讲龙吟书院，井中科名多出其门。协修井志”。王本全，“寄南安州学廪生，性情浑厚，学问精勤，当道重之，延教义学十余载，就学者日众。兄本奇，弟本源，科贡相辉映焉”。

学校的学生们也会参加到修志工作中，他们在其中担任“采访”“校对”“缮写”“公阅”等搜集、整理资料方面的工作。学生之中成绩突出者，有可能在下一次修志中担任主要负责人。如乾隆年间琅井修志时担任“参阅”的贾天命，其师是康熙《琅盐井志》的参修者王文元，王文远“定远县廪生，纯笃居心，深沉为学。以《毛诗》教授生徒，多所成就。学正贾天命其及门也，谦诚浑朴之风，最为琅士所推服”。白井的灵源、龙吟等书院，更是盐井志编纂人员的主要培养场所。

除了师生关系，编纂人员中亦存在资助及被资助的关系，即地方官员、富绅通过书院、义学建设，为家贫之人提供接受儒家教育的机会。如灵源、龙吟等书院的创建及发展，先后有提举赵大明、葛庆曾、郭存庄、白兑、王子音等参与。此外，他们还扶持学校、书院经济。盐井地区的学校、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府筹资、士民捐赠等方式，并购置田地、房屋等学产，收租取息为日常开支。如“光绪己卯年(1879年),井绅罗其玮、罗经章、甘法祖、张奏凯等禀请盐宪钟详准，由盐厘代抽书院经费项下，每月拨留白井书院膏火银二十两。又光绪壬辰年(1892年),绅士罗其泽、王守道、张如翼等禀请盐宪普详准，仍由经费项下每月再拨留膏火银十两。又：光绪戊戌年(1898年),绅士罗其泽、王守道、张如翼、罗家俊等以生童愈多，膏火不敷，禀请提举江详宪准，由经费项下按销盐百斤扣拨膏火银一分，由提举按月销数转发承领”。

从盐井志编纂人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来看，这一由地方官员、文人构成的群体，其社会交往已经冲破了地缘、族缘界限，通过学校教育这一载体，以修志作为共有的政治文化实践，形成以儒家文化及学术交往为中心的共同体，传承和发扬王朝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影响又通过不断吸纳本地子弟入读学校、书院和义学，得以继续传承、发扬。换言之，当“主客合作”的编纂模式将流官的国家视野与土著士绅的在地经验熔铸为方志文本时，这种跨地域、族群的文化合作网络已悄然突破传统方志的编纂边界，推动着边疆地区形成以方志编纂为中心的文化认同。

四、盐井志的教化书写与族群交融

从盐井志文本编纂群体及其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盐井志编纂并非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是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官员、士绅及当地精英在文化治边的共识下所进行的知识生产。因此，在盐井志文本的书写上，该知识生产群体有意识地通过道德批判、符号收编及历史建构等方式，将多元族群的文化传统纳入儒家观念的认知框架内，进而达到族群交融的目的。这一书写方式既是对当地地域观念的改造，亦为“国家在场”观念的植入铺设了文化土壤。

（一）对井地风俗的引导

盐井志书写对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民间习俗文化加以批判。如婚俗方面，康熙《黑盐井志》指出，当地“惟喜轿，多尚繁华，殊为无益”。雍正《白盐井志》亦称：“至若婚娶论财，彝虏之道，乘丧嫁娶，即属逆礼。”咸同回变后，修志者采访到白井社会风气之变化，将婚俗之弊端载入志书中，称“自兵燹后，嫁女者皆索重聘，附以银玉佩饰，转相效尤，遂成弊风。而世族大家、有声庠序者皆耻而不为”。修志者对于丧俗和祭祀方面的态度同样如此，记载称“丧礼旧俗尚奢，凡吊客皆宴待，致缺费。有停丧不举者。今易以茶茗槟榔，甚便。然旌翣俑楮诸仪，不无糜费；崇信释、道，建斋诵经，致有破产者。又何益焉！”修志者毫不留情地将本地“崇释好巫”的习俗视为落后之风，严加批判：“惟愚者不免崇释好巫；若贤者亦多乐善好义，高视阔步，不囿于俗焉。” “（黑井）独是淫祀最多，愚民惑之”；（白井）但多尚淫祀，今亦稍变。修志者对于民间百姓祈求消灾解困的巫觋崇拜则抱着警惕的态度：“兵燹初靖，时疫流行，人心惶惧，每惑于鬼神。有疾之家，延巫禳祷，故斋醮之举尤多。近则迥异于前矣。有孀居妇女斋戒诵经，月多会期，相沿成习。而男子亦多有染于斋戒者。”官府将“降乩游冥”视为异端严加禁止，此在井志中亦有所体现：“咸丰初，降乩游冥之教最盛。……人多信之，有司严禁而不可革。自同治纪元后，此风稍息矣。”

修志者将本地的“恶俗”载入志书中，希望后世施政的官员能够以更高的标准教化社会。对一些当地族群普遍重视的文化事项，修志者则会在其中进行价值引导。比如井志中关于“星回节”的记载：

六月二十四日星回节，向午作腥盘会饮，夜则燃火炬以占丰年，光焰烛天。案：《通志》云：南诏皮罗阁欲并五诏，诱五酋会于松明楼，焚杀之。邓赕诏妻慈善测其谋，劝夫勿赴，夫不从，以铁钏约夫臂。既而，果被焚，慈善认钏得夫尸归葬。皮罗阁闻其贤，欲娶之，慈善闭城死节。滇人以是日燃炬吊之。又云：汉时有彝妇阿南，夫为人所杀，誓不从贼，以是日赴火死，国人哀之，因为此会。又云：孔明以是日擒孟获，侵夜入城，父老设燎以迎，后遂相袭成俗。未知孰是。

星回节即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其起源和庆祝活动体现了彝族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光明的追求，象征着驱邪避害、祈求五谷丰登和人畜平安。在这一节日条目后，修志者加入了三则该节日来源的说法。这些传说被编入志书中，表明修志者希望从风俗书写的角度，强化边疆民众的王朝正统观念。

（二）盐神信仰的正统化叙事

除了“风俗”的书写外，修志者有意识地肯定边疆少数民族所信奉的盐神，并将其纳入正统的书写中。在黑盐井地区的大龙祠内供奉着一位叫“阿召”的彝族女子，被供奉为盐神是因为其发现了黑井。据康熙三十年（1691）所立之《重修七局龙祠碑记》载：

视事暇，考井志，有李阿召者，居七局村，养一黑牛，日饮井水，肥泽异他牛。一日失所在，迹之，因得卤泉。白蒙氏开之，是为黑井。予以官不受，求为僧，赐紫衣。井人至今祀之。

后人为纪念李阿召所牧黑牛舔地出盐而将此井命名为“黑牛井”，后人简称“黑井”，并奉李阿召为“盐水龙王”，建大龙祠供奉其像：“大井龙王庙。大门三间，上书‘龙门’额。大殿三间，上额‘万世永赖’。……左龙王像，戴凤冠，帔玉；赤足，履屡；执如意，女像。”这表明在当地盐业生产实践中，传说中的人物已被神格化为民众普遍崇拜的神灵，被建庙设像加以祭祀。这些龙祠在明清时期受到官方敕封。如东井龙祠在明隆庆年间，“赐褒封敕曰：涌卤惠民，加以王号，春秋祭以丁，与大井同用王者礼，卤簿服色如王者，讫明代无异”；至清代，“龙袭其封如前代。……即春秋享祀，第设主以祭”。东井龙祠被收入盐井志的《坛庙》《城隍》等祠祀条目下，说明修志者对其神祇形象及其“消弭灾害”、安定民心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

井龙祠的建造与祭祀活动主要由盐务官员组织管理，地方士绅、盐工和商户共同参与，反映出这一信仰得到井地内不同群体的崇祀。自当地盐业兴起后，内地汉族移民逐渐迁入，或从事制盐生产，或经营盐业买卖。清代大量移民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盐业规模的扩大与经济发展。汉族移民与本地居民合作修建祠庙、举行祭祀的现象，实质上是不同文化背景群体间的相互适应——通过共同祭拜盐业龙神，形成了文化心理上的联结纽带。修志者特别重视这类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认为只要对盐商和盐工群体有利的祭祀活动，即便不完全符合官方礼制规范，也应当记录在地方史志中。光绪《续修白盐井志》之“群祀”载：

群祀者，群然共祀。非衷乎礼制之典章，而沿于舆情之慕效也。……虽分祀别祠，不无烦琐，然报赛迎庥，亦足觇风俗之厚云。

修志者在《祠祀志》中收录在地神祇的祭祀场所，肯定那些为民显圣、造福一方的民间信仰，通过系统记录民间自发形成的信仰活动，既回应了民众精神需求，又以此作为凝聚地方社会共识的重要策略。

（三）对民间传说的修正

盐井地区作为多民族杂处之地，土主、巫觋等民间信仰及其应验传说为一般民众所广为传播。修志者利用民众的崇拜心理，巧妙地将儒家文化中的道德观念植入其中，并记入盐井志这一官方文献，达到教化百姓的目的。席氏夫妇在明成化年间，是白井地区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代表人物，此二人在雍正时期便被修志者列入盐井志中。据雍正《白盐井志》卷六《人物志》之“忠孝”“节义”二篇记载：

席上正（珍），成化乙酉举人。己丑四月，张虎作乱，劫掠入姚。上正被擒，贼众欲屈之。上正侃然守义，骂贼而死。

封氏，姚安人。幼适白井举人席上正。成化己丑四月叛贼张虎劫掠入姚。上正被执，不屈而死。氏出屋，亦被执，缚于司治东土主庙。方入庙时，见深井，作定死节志。……守者起闭庙门，氏遂投井死，至今土主庙之井，名曰节井。

此时对于席上珍、封氏故事的描述仍忠于史实，只讲述了席氏夫妇不屈于流贼张虎而英勇就义之事，而此时的“张虎”仍是流贼，而非明末起义军孙可望之部下；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明中期的成化年间，而非明末清初。到了乾隆年间所修盐井志中，其故事背景被挪移到明末清初孙可望入滇之时，席氏夫妇从反抗流贼、保护井地的地方义士变成反抗敌军、维护大明的爱国英雄：

席上珍，崇祯中举于乡，磊落尚节义。闻孙可望入滇，与知姚州何思、大姚举人金世鼎据守姚安城。可望遣张虎攻陷之，被执至昆明，不屈。可望呵之，珍厉声曰：“我大明忠臣，肯为若屈耶！”可望怒，命斩之，仍大骂不绝，遂磔于市。

席上珍妻封氏夫举人，明末，张虎劫掠入白井，其夫被执，不屈死，氏亦被执于土主庙。入门见井，欲投不得，绐守者以欲溲便，曰：“女但闭门，我安逃乎?”贼信之，起闭门，氏遂投井死。今名其井曰“节井”。

可以看到，在乾隆井志对席氏夫妇人物列传的叙述中，忠君爱国思想得到了强化，修志者将其从地方认同的代表升格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符号。与此同时，修志者将“土主显灵”的民间传说收入乾隆《白盐井志》的“杂异”条目内：

土主显灵。相传己丑岁，张虎乱，自大姚入白井，意在尽掳井民杀之。行至黎武坡，隐见黑面七星，冠带者拥大盖来迎，虎不知其何神，执井民讯之，乃知为土主，是日即入庙谒，且寓于侧，以宝刀倒挂神手，祝曰：“神若有灵，不忍无辜被戮，使此刀柄下坠而不出口”。挂三日，果如其言。张虎神之，井民因以保全。

但这一时期志书中的“土主显灵”故事仅仅是一则民间传说，表现为一个土主保佑井民免受流寇屠戮之灾的故事。在修志者看来，这只是“不入流”的奇闻轶事，充其量就是将地方民俗怪谈载入志书。到了光绪年间，白井刚刚经受了咸同回变的洗劫，正值民生凋敝、社会恢复的阶段。修志者将道德重建视为新纂方志的重要目标之一，将战乱期间英勇抗敌的本地民众事迹专卷特书，是为《武备志》。在《武备志》中，包含了白井历史上反抗流贼的史事，而席上珍及其妻封氏英勇不屈的故事，与土主灵验的地方奇谈被融为一体：

张虎陷姚，重上珍之才，械至省，不屈，可望呵之，上珍厉声曰：我大明忠臣，肯为若屈耶？可望怒，命斩之，乃大骂不绝，磔于市。遂令张虎由大姚袭井，欲屠井民。向晦，至黎武山麓，倏见黑面七星冠带仗剑者拥大盖来，虎执井人问之，知为土主。进井，入庙，旋执上珍妻封氏。至氏投井死，虎服其贞烈，恶念顿消，即解所佩刀，倒挂神手，默祝曰：神若有灵，不忍井民无辜被戮，使此刀柄下垂，三日不出于鞘。果如其祝。虎神之，井民因此保全。

席氏夫妇的爱国忠贞、不畏牺牲等精神感动了白井的土主，最终施法退却了敌人，保全井民。由此可见，此时修志者将本地族群深信不疑的土主信仰融入儒家教化之中，意欲重塑社会道德。

由此可见，修志者在志书中持续注入儒家伦理要素的实践，系统展现了边疆文教礼制的发展轨迹，以此显示边疆融入中央文化体系的主动性；而在社会动荡时，修志者则又通过侧重辑录民间道德典范事迹，希望借助这种伦理叙事重建基层行为规范。

五、盐井志书写中的国家意识与认同塑造

盐井志编纂由官员和地方精英协同完成，本质上是官方主导的文化工程。志书对井地风俗、信仰与民间传说的文本改造，在文化层面促进了边疆社会的教化与族群交融。在此基础上，修志者通过盐业开发史的国家化表述，将边疆盐业起源及开发历史锚定于大一统王朝的时间轴线；同时，利用边疆盐业危机的叙事，书写外患内乱对国家盐政的威胁，将边疆安危与国家命运相捆绑，进而把国家意识植入边疆盐井地区民众的历史记忆中。

（一）盐业开发史的国家化表述

清代，云南诸盐产地被纳入中央王朝经略西南边疆的战略布局，成为维系边疆治理的关键性资源据点。盐井志编纂者清楚地认识到，盐业资源书写不仅是展现地域特色的关键元素，更是彰显国家影响的重要载体。他们通过重构盐业起源与中原政权演进的历史关联性，将边疆资源开发纳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连续性框架。这种历史书写策略成为形塑边疆社会王朝归属意识的关键路径，据雍正《白盐井志》之《赋役志》载：

前汉开夜郎、邛、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年始请内属，置永昌郡以统理之，收其盐布毡罽之税以利中土。及蜀汉时，诸葛武侯五月渡泸，亦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是盐之为利见于两汉者已彰彰矣。夫“哀牢旧国”，舍白井别无产盐之地。如以为井开于唐，则汉时之盐又于何而得之？独是白井舐羊石载在《滇志》，而洞庭郡女遗迹又纪以蒙氏之时。蒙氏据滇于唐时，后人即此以为开井之始，而不知盐之见于汉者即白井所出。

修志者强调，白盐井地区的盐井开发早在东汉便开始，其时当地少数族群请求内附，东汉朝廷遂在此地设置永昌郡，并以“盐布毡罽之税以利中土”。这一叙事通过将白盐井的盐业起源与中原政权演进相联系，达到对边疆盐井地区统治合法性建构及文化认同塑造的目的。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强调东汉时期已设县征税，将边疆资源开发纳入“汉制”框架，形成中央王朝对云南诸井的治理自古存在的法理依据，削弱南诏蒙氏的历史话语权；另一方面以盐赋“利中土”的叙事强化“中原—边疆”的臣属关系，暗示当地族群对华夏文明的主动归附，消解“蛮夷之地”的他者性。

此外，修志者还在叙述过程中将“开井”与王朝设置盐官之始联系起来。在康熙《黑盐井志》之“建设”中，有如下论述：

井者，出盐处也。《禹》：随山刊木，九州攸同。其见于青州曰：“厥贡盐絺”。又见于《洪范》曰：“润下作咸”。后之人又因其地而别之，东曰斥，西曰卤，要之皆盐也。其时，听民自取用耳。《周礼》：盐人掌盐之政令，以供百事之盐。……以下贡上，以资食用，无征榷，亦无专司。迄后，风气日开，嗜欲日烦，居其地者，视卤之所出，浚之使深，导之使宽，别其源流，加以匡郭，谓之曰井。又因其无以收藏致远也，乃取沮薪火之，锻炼成质，遂名曰盐。……唐虞以前，邈乎莫考。自夏、商、周、秦、汉、蜀、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其地非不设官也，官之名不传也。元明以前附羁縻、葆就之列，其名与地不能尽合，代远事湮，约略可考。《南中志》：南广、蜻蛉俱有盐官。蜻蛉为姚州，南广则黑井也。

在这段论述中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修志者为西南边疆的“井盐”概念赋予了儒家经典中的释义。井盐是川、滇盐产区特有的食盐赋存状态，“盐所产不同。解州之盐，风水所结。宁夏之盐，刮地得之。淮、浙之盐，熬波。川、滇之盐，汲井。闽、粤之盐，积卤。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山东之盐，有煎有晒”。西南诸盐产地的主要生产方式便是凿井取卤，煎之获盐。这种特殊的盐井自然环境及生产方式也使得当地流传着许多盐业起源传说。据《南诏野史》载：“盐井，滇中共四十处。惟姚安白井、楚雄黑井最佳。狼井、黑井，因狼与黑牛舐地知盐，故名之。白羊井之讹为白盐井，蒙氏时，洞庭龙女牧羊于此，羊忽入之，掘之盐水出，故名白羊井。”由于卤泉藏于地底下，在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是依靠动物地舔舐偶然发现卤源的存在，进而在其上开井煎卤。这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在井盐发现上的朴素认知和共同的历史记忆。

修志者则通过《尚书》之《禹贡》《洪范》等篇，以及《周礼》等儒家经典对“井盐”这一具有少数民族和边疆地理特性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大禹治水以后，其顺着大山开辟道路，天下山川河流得以平治，从此九州一统，沿海的青州以海盐、葛布及各种海产进贡天子，后人也根据盐的生产特性将不同地区的盐进行分类，其中与东方海盐相对的西方之盐被称为“卤”；随着社会发展、人口繁盛，人们根据卤脉所出，拓宽其源流，筑井以“匡郭”，以便更好地生产和管理井盐。这一解读暗示在上古时期，西南井盐就和东方海盐一样，在九州一统之时便是“以下贡上，以资食用”之物。另外，其所引《周礼》中掌盐政令的“盐人”，管理当地盐政及盐业生产相关事务，虽不负征榷之责，但其所产之盐亦要作为上供之物，故“盐人”在修志者的表述中被视为盐官的象征。

《尚书》《周礼》是周人政治思想的重要集合，其文本书写中包含了中国古代对职官设计、空间认知及礼仪观念的构想。盐井志的编纂者利用这些典籍重释盐井地区的开发历史，将西南井盐纳入王朝统治的序列之中，试图阐明地处边徼的盐井地区在历史上归属于“九州”这一地理空间，管辖于“盐人”这一古代职官，以及遵循“以下贡上”的贡赋制度。

强调“设官”在“开井”中的关键作用，也是盐井志的特点之一。修志者认为，云南诸井历史可追溯到上古夏、商、周三代，在这一时期，当地并非“不设官”，只是“官之名不传”。文本中还引述了《华阳国志·南中志》的井地“设官”相关记载，认为这是见诸史料中为数不多的具体标明井地设置盐官的记载。“设官”意味着王朝国家对盐井地区有较为深入的管理，将其与“开井”一事相联系，说明主政井地的盐课提举试图通过盐井志这一历史文类，在民间盛行的“动物舐地”后“开井”的历史记忆之上，将盐官这一象征王朝国家的符号植入其中。也就是说，修志者将“设官”与“开井”相绑定，指出井地的开掘、发展是王朝统治西南边疆历史过程中的重要部分。

除此之外，修志者还在“井盐”志中加入了儒家经典中的“五色”“天干地支”元素。在康熙《黑盐井志》之“建设”中提到云南诸井的命名规则：

黑于五色中最长，故名其井之大者；白于五色中最著，又名其井之次者。又以十二支分之：黑井牛、白井羊、洛井马，而若狼、若狐、若猴、若鹅，则末也。故九井以黑为首。

云南诸井中盐产量最大的黑、白二井，因其是五色之“最长”和“最著”者，故被冠以“黑井”“白井”之名。“五色体系”形成于两千年前的西周时期，“采者，青、黄、赤、白、黑也”。在“十二支”序列中的“牛”“羊”“马”分别指代云南产量地位最著名的黑、白、雒三井。“五色”“十二支”都是中国古代认识世界的传统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也常被用在时间纪年、人事政治以及建筑、服饰等多个方面。虽然无法判断“五色”“十二支”元素是由何人何时附会到云南诸井地名之上的，但这些符号元素显然引起修志者的兴趣，他们将这一井名来历编入志中，成为官方采信、认可的说法。

在琅盐井地区的盐井志书写中，则将开井与清代盐官的治盐之功结合在一起。琅井地域狭窄，但财赋地位颇为重要，“琅治蕞尔一区，视州邑最窄，视州邑之财赋倍甚”。 “琅井地虽狭隘，然三十二灶居中，盐赋重地。自井之始设立官署，规模与州郡同”。因其设官由来已久，能够稳定产盐和提供盐赋，在明天启三年（1623），朝廷裁撤了原设于此的盐课司，将安宁盐课提举司移至琅井，清朝仍沿袭之。 自此，琅井与黑、白二盐井一并成为清朝前中期云南三个设有盐课提举司的盐产地。尽管在职级上提升到与黑、白二井同等的地位，但由于琅井的盐井数量和盐产量远低于其他二井，煎盐更为困难，“各井泉多浓而易办，琅止一井，淡而难煎……其如灶丁不无迫呼之苦，行销地方，又被外境土盐壅塞贱售，致正盐难销，商灶并累”。 为应付朝廷所规定的课额，提举沈鼐“奉命莅兹土，身任其责，不敢辞难。逃散者为之招抚，危急者为之解救”。在他任提举期间，不仅多次为灶民申诉，痛斥盐政之弊；还积极争取行盐地方、借官本银以济柴薪之用、劝民广种树木和革除陋规以恤苦役，身体力行为琅井民众谋求稳定的生活、生产环境，帮助井地渡过难关。

沈鼐主持编纂的《琅盐井志》正是在“灶倒丁逃，停煎三月”之危急时刻所作，其目的即“为井志之。申之上宪，则蕞尔之琅，形势可鉴，情苦可通”。为此，他在编撰过程中，不仅尽可能将琅井窘境如实书写，还对往任盐官对琅井的贡献予以肯定。康熙四十四年（1705），琅井提举周蔚在盐法道李苾的支持下，重修琅盐井眼，建筹井楼。沈鼐在《琅盐井志》的盐井历史沿革中着重记录了此事：

前任提举周蔚于康熙四十四年内，详情盐道李公讳苾，重修井眼，疏咸撇淡，捐俸兴工。……井上新构岑楼，额曰“筹井楼”，后建龙祠两厢。工竣，盐宪制碑文，提举周蔚亦撰《筹井楼记》，前人之为井筹，亦可谓劳心尽力。

此事被当时的盐官、灶户视为再造井地之功，灶户感激提举周蔚，“自今以往，井灶有起色，以贻子若孙者，皆公之赐也”。盐法道李宓称，“虽曰修葺，其功实与创始等”。提举周蔚亦称,“是役也，盐宪大人实有造于尔琅井”。修志者将《琅井记》《筹井楼记》二篇记录重修盐井过程及对此举评价的碑记收入志中，在盐井志编纂上将琅井所面临的危难、盐官主持修井的再造之功相联系，不仅是对盐官治理井地的肯定以及体恤灶民的表现，更是将琅井再次“开井”与王朝国家的作用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处于艰难时刻的井地官灶之间重塑共同面对困境的历史记忆，加强了边疆盐井与国家的联系。

（二）边疆盐业危机的叙事

清末，盐政议题逐渐被整合到应对边疆危机及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的政治论述框架之中。这一时期，缅、越私盐依靠边境走私网，大量私盐渗入滇省（该情况直至民国仍未能有效遏制），导致国内盐利流失严重。时任云南巡抚的李经羲上书痛陈，“交趾、缅甸两地私盐浸入腹地，每年不下千余万斤，以致利权外溢，各井每年亏额均在数百万斤”。英法殖民当局通过操控缅越边境私盐流通，解构清廷对西南边疆盐铁专卖体系的垄断，以图实现地缘政治影响力与边民经济依附性的双重攫取。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政府采用多维治理策略，通过签署协定、降低盐价等手段限制境外私盐输入。与此同时，云南当局则着力加强盐政、打击缉私，以维护盐业秩序，加强边疆治理。也正因如此，边疆危机与缉私问题，成为光绪年间盐井地区方志编纂的重要主题。

作为清末治理盐政的重要历史文献，《续修白盐井志》成书并刊行于光绪年间。这部新修的《续修白盐井志》，系统展现出编纂者对盐井社会秩序管控与治理效能的深度关切，边疆危机与盐政困局寓于历史书写中。这部新纂的盐井志在序言部分由多名省级大员执笔撰述，突显了边陲地区行政主官与盐务管理机构负责人对当地史志修撰的高度关注。其中，时任云南巡抚的林绍年在《序》中提到了新志编修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对白井盐务“详征实验”：

自交藩失而滇与法邻，缅藩失而与英邻，交私、缅私遂充斥于西南。疆吏虽持条约齗齗辩论，而愚民贪食贱，井运几滞。欲筹抵制之方，戛戛乎难哉！盐与滇关系如此其重，为其官者苟不详征实验，贻误讵可量耶？

云南盐法道钱登熙，亦在《序》中表达了修志记录边疆盐政之危机，以筹策备无患的重要性：

而英挟缅私，法擅交引，恒欲投间抵隙，吸取膏脂。非未雨绸缪，洞中肯綮，一旦阑入边域，必将滞我销路，侵我利权。盱衡大局，井志宜亟修也。

修志者在该志的《例言》中称：“井志盐政为要务。井人以卤代耕，耕者正供有常征，而代耕者盈缩无定额。凡因革损益之法必备载之，以昭利弊。是书照录旧志外，自课程至经费，逐条本之案册，增入食货志。”在《食货志》中，修志者收录了各通志、府州志中所载白盐井地区的盐课、户口、经费数据信息，并根据官署文案，补足了从乾隆以来至光绪年间的各项资料，充分体现了修志者“井志盐政为要务”的修志理念，也反映了官方完善盐政信息记录，以协助官员、文人及灶民充分认识经济资源的重要性，加强边疆民众与西方列强争夺利权的意识。

此外，志书中增设《武备志》，补充了“戎事”“兵防”专题，是为刘、郭志书版本的补缺。在《武备志》引言中，纂修者具体说明了增修原因：

兹虽危而复安之世，宜深安不忘危之思。因补辑武备，采掇简编，庶精华重地，慎守者有所考，而未雨绸缪耳。

光绪朝白盐井志纂修的重要动因之一是咸同年间的社会动乱。其时，清军与杜文秀为首的反清农民政权展开了持续多时的战争，由于食盐是重要经济资源，故盐井地区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如白井地区，当地乡勇、朝廷军队与杜文秀部的拉锯战长达五年：

咸同之际，杜文秀据大理，白井财赋区为所垂涎，先被攻陷。发纠集乡勇，据县东之天生营，力与敌抗。同治三年，李芳园犯白井，连扎九十余营，凶锋锐不可遏……（八年）四月，发与定邦、子祥，进兵薄之，日夜鏖战，是月丁亥，破壁而入，斩敌略尽，遂复白井。

清廷将收复盐井视为重大功绩，对参与的将领大加奖赏。据《清实录》载，咸丰十一年（1861），“兹据徐之铭奏：‘克复富民、罗次、禄丰、广通四城，并元、永、黑、琅、阿陋、草溪六盐井，请将申有谋等奖励。又攻克安宁，收复城池，请将总兵何自清等奖励’”。故朝廷军队非常重视对盐井地区的军事行动，不惜派重兵进攻。

动乱结束后，地方官员、士绅在修志时自然不会错过这次教育民众的绝佳机会，他们在新志中增添《武备志》，“诚能酌因时制宜之义，为弭盗固圉之谋，无事则兵严其防，临事而戎可即，庶几课裕商通，上之有裨国计，盐丰灶顺，下之无防民生。仓廪实而武备修，衣食足而教化行”。在《人物志》下添“忠节”一条，为井地历史上英勇抗敌、宁死不屈、为井捐躯者20余人列传，“粤稽咸同之间，西迤叛乱棼起。逆回窃踞于榆城，蠢夷揭竿于山谷。而流寇之乘机窃发者聚散飙忽，所在多有。白井当数寇之冲，城池兵防俱无足恃。且产盐重地，贼所垂涎。故十余年之间，蹂躏二十余次。或井陷捐躯，或临敌致命，贞心大节，金石同坚，不有纪录，奚阐幽光？兹立忠节一门，择其赴义凛然者，各立小传，以补旧志之缺”。晚清盐井志的编纂者对咸同战乱中的双方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对“逆回”“蠢夷”“流寇”等群体定性为“乱党”；对动乱中殉难的官绅、民众予以大力旌表，高度称颂其忠义之举，以此稳定战乱后的人心，重建地方秩序，稳固清王朝在边疆各民族心中的正统地位。

由此可见，咸同年间的滇西动乱结束后，云南白盐井地区的地方精英在光绪朝修志工程中，通过文本建构力图完成社会治理目标，这一编纂行为不仅是对历史创伤的修复，更隐含着重建统治秩序的政治诉求。

六、结语

盐井志的编纂绝非简单的文献辑录，而是清廷在西南边疆推行文化治理的一种重要策略，其直接服务并有效强化了“以文治边”的目标。盐井志修纂首先是清廷加强对“盐”这一边疆经济资源管控的直接体现。“盐”是国家垄断边疆财政命脉与维系边民生计的关键抓手，对包括盐产量、盐课、盐业产地历史沿革及管理方式的系统化记录，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宏观决策依据，也为基层盐官实施微观治理提供了较为精准的知识基础。修志行为本身标志着国家对这一攸关边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资源进行制度化、知识化的深度介入，从而显著提升了治理的针对性及有效性，是巩固边疆资源控制的必要环节。外来官员、文人与本地士绅、土司在编纂中形成的协作网络，成为联结国家权力与边疆精英的桥梁。这种基于共同知识生产形成的文化认同，有效消解了边疆社会的疏离感，将国家治理目标部分转化为地方精英的自觉诉求，降低了治理阻力。盐井志编纂的治理效应具有显著的持续性。首部志书修成后形成的续修传统，建立起一种周期性的历史记忆强化机制。同时，参与修志的群体通过掌控儒学教育，在编纂中将国家意识植入边疆社会，使记忆不仅停留在文本中，还借着对社会成员的教育实践得以加强，将后世边疆知识群体培养为国家话语的书写者与传承者。

盐井志的文本书写是文化治理作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体现。修志群体通过价值引导、符号重塑及历史重构等手段，将多民族文化传承整合进儒家思想体系，进而推动边疆族群间的文化交融。他们对当地风俗进行价值引导，对盐神信仰进行正统诠释，对民间故事进行修正整合，既重塑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又为国家意识的传播减少了阻力。修志者还将盐业开发史纳入“大一统”王朝的历史进程，通过对边疆盐业危机的叙述，将边疆安稳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使抽象的国家符号深植于盐井地区民众的历史记忆中。这种书写模式增强了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归属意识，使盐井志成为国家经略边疆、凝聚社会的关键媒介。概言之，盐井志的编纂过程及内容书写从族群关系、国家意识等方面加强了盐井社会的国家认同，缓解了因国家控制食盐而引发的族际摩擦和社会反抗，为清朝更好地控制边疆资源以及实现边疆治理提供了文化保障。

在中国传统边疆治理体系中，方志编纂不仅是地理信息的系统整理，更是一套精妙的文化治理装置，其编纂实践呈现出知识生产与权力运作的复杂互动，构成了理解边疆治理微观机制的重要切入点。盐井志编纂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边疆的重要文化实践，其“在地化书写”与“国家化叙事”的双向互动，不仅维系了多民族盐井社会的具体秩序，更在深层次上塑造了超越地域与族群藩篱、植根于共同资源依赖与国家命运关联的强烈认同。这一历史实践不仅为清朝稳固西南边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治理策略，更彰显了中华文明治理边疆的实践智慧与强大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