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帅：龚自知与云南文化运动

摘要：本文以龚自知为例，通过考察他所创办的刊物、报纸，对云南文化运动的情况作一番梳理，纠正以往研究的讹误。在分析龚氏思想脉络的同时，更为关注其文化活动与云南政局的关联。尚志学社与《尚志》杂志的经营，集合了云南文教界的力量，宣传新说因此具有扶翼文教的背景。《民觉日报》的创办则有云南军界的支持，所谓“文化运动”遂有了政治的底色。政治与文化的纠葛最终影响了龚自知的命运。

关键词：云南；龚自知；文化运动；《尚志》；《民觉日报》

近年来，学界对新文化运动在地方的发展情况多有关注，且不乏有方法论层面的省思及对未来研究思路的提示，或以“新文化”传播下渗至地方、“中心”与“边缘”发生互动为研究路径，或以地方史的视角，考虑地方自有之节奏、轨迹和地方读书人自有之关照。这些研究无疑增加了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深度。[1]不过就其广度而言，新文化运动所及边界究竟到达何处，“边隅”地区的文化运动又呈现出何等面貌，尚有探究的余地。本文即以龚自知为例，考察云南(主要以省垣昆明为主）文化运动的情况。[2]

龚自知，云南大关人，早年生平不详。1917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他返回云南任教，创办具有新思潮性质的刊物《尚志》。“五四”学潮后他赴日本游历，归滇后编辑《民觉日报》，因言论激烈遭遇袭击。而后他创办《星期三》周刊，提倡国语。自1920年代后期，龚自知投身政界，长期居于云南教育界权力核心。[3]1962年，他撰写《五四运动在云南报刊的反应和对文体的影响》一文，对其“五四”前后的经历多有论述。这篇文章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论及相关问题多直接援引。[4]不过，受龚自知回忆的影响，一些史事未得梳理，不免存有疏漏、错讹。因此，本文首要工作是文籍考订、史事辨别，厘清龚自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而后进行“文化运动”的具体情况。[5]其次，新文化在地方的“运动”，不得不考虑诸多现实问题，如创办杂志所需的经费、场地资源，所依靠的销售网络从何而来，乃至杂志如何通过政府的立案、审批、检查等流程。这意味着“文化运动”的开展与地方政治有密切关系，云南更是如此。张静庐便发现云南的“文化运动”会受“云南王”唐继尧的干预。[6]因此，新文化、新思潮如何借助于地方政治资源进行传播，又如何受到政治力量的操控与限制，最终影响云南“文化运动”的面貌与成效，这一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过程，也将是本文考察的重点。

一、尚志学社与《尚志》的发起

1917年，龚自知自北京大学预科第一部英文乙班毕业，[7]返回云南后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英文。[8]此时，龚自知有意“创学社，刊杂志”，便“召诸同志”，[9]首先联络到了他的同事兼校友袁丕钧。袁丕钧，云南石屏人，1916年自北京大学文学门毕业，归滇后亦在第一师范任教。[10]龚自知找到袁丕钧除有学缘、交谊外，当是考虑到袁的叔父为晚清“经济特科”状元袁嘉穀。袁嘉穀在云南文教界地位举足轻重，与云南教育长官由云龙、秦光玉、钱用中等人均为经正书院同学，因此可为“创学社，刊杂志”提供便宜。[11]

随后，学社定名为“尚志学社”，所办杂志起名为《尚志》。是时恰值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作为孙中山的代表，至滇劝唐继尧早日就军政府元帅一职。[12]在滇期间，袁丕钧常伴章太炎左右，章“闻其论异人，视之妍雅如吴楚士”，收为弟子。[13]有了这层关系，学社得以请章太炎为《尚志》题辞，并邀请章担任学社的名誉社长。

尚志学社于1917年9月初发起，按例呈请警察厅立案后，于9月30日在三迤总会开成立大会。学社社员多为云南文教界人士。学社共分四个部门：总务部管理全体之文牍、会计、庶务、交际及不属出版等部之事，部长由社长兼；出版部负责编辑发行《尚志》杂志；讲演部设学术讲演会、平民大学、巡行讲演团及讲演练习会；学校部负责筹设中学校、小学校、实业学校、补习学校。[14]除章太炎被推举担任名誉社长外，其他职务则经票选决定：由云龙为社长，秦光玉为副社长，钱用中为学校部长，而袁丕钧与龚自知则分别任演讲部长与出版部长。由、钱、秦三人在滇文教界位居要津，在学社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三人亦非徒挂虚名，而是参与学社的具体事务。更为重要的是，三人所体现的源自云南文教界的官方支持，为杂志之创办、学社活动之开展提供了便利。

尚志学社成立后，便预备创办杂志《尚志》，这需要向云南省长公署申请立案。1917年10月初，龚自知联合张仁怀、秦泳洴为杂志发起人，申请《尚志》杂志立案，并附简章一纸，简章内容涵盖杂志刊行方针、内容、编辑所及发行所。云南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事秦光第为之呈请。秦光第原长军械局，该局对云南护国兴师的军械保障尤为重要。1917年7月因唐继尧出师毕节，秦光第兼长警察厅。[15]值得注意的是，秦光第为学社副社长秦光玉之弟，“与兄友爱备至”。[16]凭此关系，加之由云龙此时代行云南省署事务，立案申请很快得到批准，尚志学社获拨平正街报功祠作为事务所。[17]

尽管学社有了立脚之地，学社的维持、杂志的创办与经营均需要经费。尚志学社各部的经费以同人募集为主，钱用中、秦光玉、袁丕钧、龚自知等人均为各部捐助经费。[18]而《尚志》杂志的出版经费则由“同志认集及由公家津贴”。[19]根据龚自知呈报公署的立案简章所述，“基金600元由各同志认集”。[20]然此数是否能够筹集尚属未知，因此，“公家津贴”对《尚志》杂志的运转显得尤为关键，而向省署申请“津贴”之职落在了龚自知身上。

云南省署对报刊、杂志予以津贴支持确有先例，特别是在护国运动期间，为借报馆之声壮讨袁之势，唐继尧支持各报馆之运作。[21]如邓质彬等人所办《中华民报》，“专以鼓吹共和、维持民主为宗旨”。[22]因款项支绌，邓质彬请唐继尧本人捐助，并希望动用唐的力量致函各县及转劝各界进行捐助，并请唐继尧代为告知各县知事，帮助扩张销路，补交所欠报费。唐继尧虽对他的请求多予以拒绝，还是以个人名义“酌予捐助”。[23]不过因战争不断，军事开支过重，滇省财政至1917年实亏已达1000多万元，军饷数月未发。[24]影响所及，百业俱废，滇省教育机关概莫能外，“所有省立中等以上各学校均奉饬暂缓开学”。[25]护国之役结束后，唐继尧自军饷下“腾挪巨款”，以维学务，不过公署已制定限制经费的政策。[26]护国战争后的教育经费已然无法恢复至民国元年，“维学务”可谓虚辞。[27]讨袁结束后，各报馆之津贴同被取消。未几，各报馆俱不能支持，先后倒闭。《中华民报》亦因亏累过巨，宣告停版。[28]

由此观之，滇政府已停止发放各报社补助费，然而《尚志》却“破格”获得省署津贴的资助。10月14日，龚自知、张仁怀致函省长，呈请自10月起，按月拨款百元对《尚志》进行补助。四天后，公署回复，声明经费流存并无余款，且各报社补助费早经停止。不过因《尚志》杂志以提倡道德、阐明学艺为本，宗旨正大，似与他项报社不同，故将补助费改为津贴，从经费流存项下按月照拨津贴百元，以免破格之嫌。[29]于是，自1917年10月起，省公署每月拨给津贴银100元。[30]而津贴补助、出纳款项各事，均由龚自知同公署进行对接。[31]

《尚志》得获政府津贴确为“破格”，而其中发挥作用的当属由云龙。除此以外，《尚志》杂志的发刊宗旨为省署所认可，同样是“破格”获取津贴的重要原因。尚志学社的宗旨为“崇德、广业、孙友、肆志”。[32]而《尚志》杂志则本尚志学社宗旨，以“阐明学艺，扶翼文教，提倡道德，促进社会”为刊行方针。[33]按照龚自知的回忆，《尚志》杂志获得由云龙批准补助乃是因他声称所办杂志是“搜罗地方掌故，提倡文史讲习”。就此而言，《尚志》杂志的办刊初衷，有龚自知回忆所述仿照《新青年》之处，却非完全照搬后者。[34]《尚志》受官方支持的原因意味着杂志的定位并非完全宣传新思潮，而是受官方辖制，与官方的政策相配合，革除护国运动后滇省教育停滞的弊病。[35]龚自知亦明知此点，之后屡次利用杂志宗旨为官方接受这一点，为杂志谋得便利。

按计划，《尚志》每月出1册，每册售价2角，全年12册则为2元。[36]《尚志》编辑所及发行所均附设于尚志学社内，印刷者为云南官印局。龚自知被选为出版部长，负责刊行《尚志》杂志，自然需要考虑杂志的发行与销路问题，仅靠学社一处刊发杂志，势必无法推广。按龚自知的说法，《尚志》首卷前两号，每号印400册，派销省内200册，尚剩余半数，龚拟将剩余的200册销往省外。按照通例，报纸的发行权牢牢掌控在唐继尧手中，由他通令派销报章。如前所述，《中华民报》邓质彬等人便请唐继尧帮助扩张报刊销路，后唐以“即由贵馆径行函达可也”搪塞之。[37]在唐继尧紧控舆论的环境下，不时有报馆被封的消息。[38]而龚自知则紧紧抓住《尚志》的宗旨进行申明以寻求帮助。1917年12月4日，他在申请中讲道：“省外各属县，向由钧长通令派销教育、实业等报，所以启牗民智，厚利民生，为意甚盛。本社杂志以阐明学艺为主，与启牗民智之旨不谋而合，可否援照《教育公报》《实业要闻周刊》成例，由钧长通令各属县公署、劝学所一体购阅。”除此之外，龚自知希望《尚志》可以寄送至越南法属地区。按他所述，是时侨居法属安南、东京、海防等处华人均希望购订《尚志》，订函已达三四十起。向例法领安南华文报纸非经官方许可，不得在其境内寄递或购阅，因此龚自知请省署准许本省交涉员交涉妥协，以便按期寄报，免法人禁例。[39]尚志刊行至越南，究竟是实情还是龚自知“虚张声势”的托辞，限于资料不足，已无从证明。不过龚自知的请求还是顺利得到允准。自第1卷第3号始，《尚志》杂志增设了代派处，分别为务本堂、维新书局与各县劝学所[40]其中务本堂与维新书局属单独经营的书坊，前者在书坊中营业最为发达。[41]后者则是《青年杂志》起初在云南的代派处，滇省新式刊物如《滇潮》、龚自知主办的《星期三》也多由其代售。[42]

《尚志》起初每号印400，其后销售数并未有明确记载。不过代派处的增设，加之县劝学所代为销售，销量当有所上升。从一例略作证明：第2卷第2号杂志曾登社告表示，尚志学社社员可获赠第2卷第1号杂志1册，[43]是时学社社员有140余人，所需杂志至少100余册，可见杂志印数当有所扩充。

二、东西学派与新潮转向

《尚志》的作者群体人员繁多，若略作统计，以云南教育界人士、袁丕钧家族、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在京求学的滇籍学生及龚自知、袁丕钧等人的大学同学为主，基本未脱离龚袁二人的交际网络。而龚、袁二人在杂志选用文章、联络作者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尚志》所呈现出的面貌很大程度上与这二人的学术渊源与思想品位相关。龚自知在比较自己与袁丕钧的差异时曾说：“两人学业造诣不同，说到思想面貌，则他比较半封建化些，我比较半殖民地化些。”龚自知在北大预科修读英语，是时预科内部组织独立于本科，且“偏重英语”。[44]龚当受此环境影响，因而在友朋看来，龚“通西文，而尤遽于国学、科学、哲学”。[45]他在《尚志》初期多译介西方学说，并转载《新青年》文章，无疑“半殖民地化”。相较而言，袁丕钧虽非抵拒西学之人，只是因其家学渊源，“石屏学派，以诗家为最盛”，[46]他与堂弟袁丕佑更有意整理滇籍前贤遗留的诗文，并在《尚志》刊登。他在北大问学于黄侃、朱希祖等人，也使得黄、朱关于诗赋、文学的文章刊于《尚志》。因此袁丕钧更偏重古诗文辞，即“半封建化”。二人的思想差异，让《尚志》呈现出“东西学派，南滇文献”的面貌。[47]

《尚志》偏旧文化的一面被杂志的一位忠实读者发现。他在1918年9月10日写信给《尚志》记者，赞赏杂志之余提出了他的疑问，其中有两个最主要的问题：其一，《尚志》连载袁丕钧的《滇南文化论》，重在回溯云南古代的文化特征，在读过后他“知滇南之特色正不必以彼易此”，不过认为“特吾人不当徒珍重其过去之特色，而更当发挥其未来之特色。所谓发挥其未来之特色者，谓一面当力洗从前历史上椎鲁固啬、浮浅简陋之习，一面当极力发展其精神上、物质上之文明”。因此他强调“旧文化可爱，新文化尤可爱”，问题在于“袁君作《滇南文化论》，何以及其旧而不及其新”？其二，《尚志》尝以“觉牗社会，矫正舆论”为标志，“而此罢癃残疾、不痛不痒之社会，从未见大针一下箴砭，且一言觉牗，似无取陈谊过高，盖理想藉事实而著，事实随理想而进，囿于事实，仅以维持现状为能事，与夫耽于理想，仅以谈空说有为能事者，厥失维均”。[48]《尚志》发刊辞虽有“觉牗社会，矫正舆论”一语，[49]然而学社与官方的关系意味着杂志不会对时局大作箴砭，故龚自知只得回复“本志岂好谈空说有无，亦不欲贻讥前贤而已”。“不欲贻讥前贤”正契合了杂志多采“南滇文献”的部分，龚自知在回信中点明：

原敝志发刊之意，非欲效时贤高谈大睨，各思以所学易天下，编中众说杂陈，文不嫌人，已新旧义无间高下浅深，要惟朋友讲习得所折衷而已；间采前人遗稿，则以此邦文献所关，不复问其是何旨趣，更有义等，附庸所收，自更不拘限。此敝志每期编行之微旨也。

针对读者“旧文化可爱，新文化尤可爱”的质询，龚自知解释道：“敝志则对于凡富具真善美之理想者而皆爱之，初无间其为新旧。”这样的表述，自是承袭杂志《发刊辞》与《尚志学社宣言书》的论调，以“真善美”作为标准，则无分新旧。[50]而对于袁丕钧《滇南文化论》“何以及其旧而不及其新”的问题，他指出袁“论意在述往事，思来者，非略新文化不言”，况且“余杭章先生来滇尝云，云南人不可不自知其历史，袁君此作殆犹章先生之意”。章氏的说法见于他早先在云南省教育会的演讲，其中谈到“爱国思想之发达，全由于历史”。[51]他的说法确影响了云南听众，夏光南作《历史地理学与民国教育之关系》一文，援用章说，指出历史、地理两科对云南的国民教育尤为必要。[52]不过，龚自知搬出章太炎的说法有壮声势之嫌，暗含他对“旧”处于弱势地位的认知；况且“此邦文献”是由袁丕钧昆仲负责，龚自知自是要有所回护。但自其内心而论，他并非对新旧之别熟视无睹，愿以折衷态度处之，因此当读者提出他所作“《原道》一文，具多精恉，惟何必因前人腐滥之题目”，他转而强调自己有“新”的意旨：“《原道》一文意在以新观念应化旧观念，因袭前人标题，以明所诠同物而取义有殊。”[53]

相较于古体诗作在《新青年》中仅录谢无量的两首，便因胡适的意见而戛然而止，[54]“南滇文献”在《尚志》自始至终占有较大比重，这既符合杂志表彰前贤的宗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云南文教界讲究古文的风气，这也决定了袁丕钧昆仲对“文学革命”心存异议。在袁丕佑所教学生的眼中，他一贯厚古薄今，不但看不起白话文，甚至明清以来的文字也看不起，却能对《文心雕龙》背诵如流。[55]袁丕钧则撰《文学平议》对“比者北京大学刊《新青年》杂志，乃有为文学革命之论”提出质疑。首先，他反对《新青年》持文学革命之论者多毁孔子而贱六经，因二者之间并未有联系，“若以毁孔子而贱六经为改革文学之所事，此其持论，若风马牛之不相及，不待衡之名理而后见矣”。这与他推尊孔子学术地位的观点有关。[56]其次，文学革命者“于中国汉魏以后之文，概斥为无足贵，而于唐宋以后之小说、词曲、语录者则甚誉之，一若可以超百家而秩诸子者，此则误以欧西文学变迁之轨辙，而强合之于中国也”。在他看来，希腊罗马文学肇始于荷马史诗，属半人半神寓言性质，而后有戏曲，“欧洲文学之大宗，不能舍小说与戏曲而言之者，则希腊、罗马之余风有以使之也”。不过“由哲学与科学之所垂示，世愈进化，则宗教与寓言益无以自立，今日言社会教育者，虽不能于小说、戏曲悉归摒弃，然意者将来最高尚之文学家，其多在于诗、文两家乎”，由此观之，“欧洲今日文学之情状，乃实渐进而近于吾国”，中国历来以诗著称，故小说不得为文学之正宗。最后他引用“文学之钜子”辜鸿铭所言“吾愈读西方之书，而愈知中国学问之不可及”，以为中国“文学之士则代有作者，似在远西之上”。[57]辜鸿铭曾兼任北大国文门“世界史”一课，[58]袁丕钧的北大同学金毓黻在笔记中曾记辜鸿铭以为读西方史学准鹄之一即“以彼之短，愈见国学之可贵”，[59]与袁氏所引内容近似，可知辜氏之言当是袁丕钧在课上所得。

就在《文学平议》发表的同号中，龚自知作《述英国文学革命》一文，有与袁丕钧针锋相对之势。龚自知此前尝作《英吉利文学变迁谭》，论述文学与思想、科学之关联。而在《述英国文学革命》中，他认为，“国家之进退、强弱，率视其国人思想、性情、动作、云为之隆污高下”，而文学则是“思想、性情、动作、云为之影本”，自不可不革新，故“为适应进化原理、时代精神而起之文学的改革是谓文学革命”。[60]这篇文章本是连载之作，却未见后续，当属急就章，显然是龚自知针对袁丕钧的观点而发。此后，《尚志》中支持文学革命的论调渐充。龚的好友秦光华同样以叙述欧洲文学之变迁来反映文学革命之必要，而他对中国文学的认知显然受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影响，强调“改革之举，刻不容待”。[61]而后，《尚志》转载朱希祖在《新青年》所刊《白话文的价值》一文，相较此前朱希祖在《尚志》刊发的文章多接续章太炎的“文学”论说，这无疑是个巨大转变。[62]在同号中，龚自知更是撰文主张推行注音字母，以推广识字教育、通俗教育，并转载《北京大学月刊》中的《新式标点问题》一文。[63]白话文与句读符号在第8号夏光南《思想的解放合推理力的养成》一文中得到了使用。[64]龚自知对语体文的呼吁在他之后所办的《星期三》中也得到延续，更成为他任教于东陆大学的资本(详后）。

在前引回信中，龚自知虽强调杂志宗旨要折衷新旧，但其趋新主张已与袁丕钧等人有别。在欧战之后新思潮的影响下，自《尚志》第2卷起，他一改新旧无间的说法，撰文推崇新学说，明显区别新旧。

《尚志》自第2卷第1号起，首先是在杂志中增设“介绍书报”一栏，意在“将新近国内外出版各种书报内容优点略加评骘”，随即在第2卷第2号对《新青年》杂志进行介绍，誉之为“中国近年主张伦理革命、文学革命唯一之杂志”，[65]当然也有配合龚自知“文学革命”主张的意味。除此之外，在第2卷第1号刊有社告：

本志为涤除我国思想界之奴性、惰性起见，深愿与国人力图思想之自由与发展，傥承见惠文稿，无论何种主义、何种文字，只须确有研究之价值者即为一律刊登。[66]

与第1卷《本志征文启》“凡可进益智识，涵育兴趣者无不欢迎”相比，[67]此条社告虽不限文体，然趋新倾向昭然若揭，且有陈独秀式文风。同号第一篇文章为龚自知所撰《进化论上之学问思索观与我国思想界之奴性与惰性》，由题目可知，社告出自龚自知的手笔。[68]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知对比欧西与中国的历史，发现所异者即近数百年以来，“欧人能易思索之不自由而为自由，而国人则否；欧人能易思力之薄弱而为雄伟，而国人则否。傥言优劣，此其优劣；傥言胜败，此其胜败”。甲午之后中国虽步武欧西，却汲汲皇皇，导致“论思无间新旧，或多为陈言古义所劫持；资质无分智愚，或多为物欲惰性所戕贼。有劫持而思索之自由失，有戕贼而思力之薄弱著。自由失，薄弱著，而学问思索之道废。学问思索之道废，而修齐治平之业堕矣”。解决之道在学问思索之自由，须“眇虑澄思，穷探审论，不依傍古人，不苟随流俗，不甘居浅薄，不自堕迷误”。[69]“不依傍古人”显然是对“无间新旧”而发。

随后，他在《时代精神与历史思想》中对“不依傍古人”作一申说。他以“时代以求进步之一般的意识”为“时代精神”，而“历史思想”则为前代非现今的“时代精神”。他意在强调时代精神之威力，认为“吾人生世，其生活上之唯一责任，在顺应时代精神，促进此时代精神。若受制于历史思想，而挟其一时代简陋之见解，抑一局部偏私之心理，以与时代精神相抗，其结果将犹之抛物者所抛之物，虽暂时游离空间而为地心吸力所摄，亦终复返地面而已”。龚自知再次提及海通之后，国人“漫然以历史思想为原则，而以时代精神为应用，以旧有文化为躯干，而以新兴文化为衣被，矛盾冲突，百无一当，驯至新旧交替，望实俱殒”，在他看来正是新旧相杂而造成“歧路彷徨，靡所归宿”的现象。对此，龚自知提倡善用理性、科学，则“时代精神不期亲合而自能亲合，历史思想不期退灭而自能退灭”。[70]问题在于，“时代精神”受制于进化论，一旦时移世易，便沦为“历史思想”，况且“世界潮流，固变迁靡定”。[71]很大程度上，欧战的结果将导致思想上的大洗牌，如严复所述，“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就连“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72]龚自知虽在趋新的路上，却也“歧途彷徨，反复波动”。

龚自知与严复相似，早先亦认定欧战是思想学派之战。他将当时欧洲道德思潮分为二宗，一是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的自利道德，一是天生万物、爱无差等的利他道德。在他看来，自利之说较利他之说为胜，因利他主义的本质为自利主义，而“吾之生世无他，亦惟务所以自利而已”。[73]不过，卢森堡、比利时在一战期间一存一残的现状令他反思物竞天择之论，他发现互助与竞争同属自我生存的手段，而“若以其效论，则积极的互助论与消极的自守实视竞争为最宜，必谓竞争而后生存，持一义而以为无对，则适以见其惑而已”。[74]同号中转载《新青年》凌霜的《托尔斯泰之生平与其著作》可见其倾向。

欧战结果最终导致“国家主义最发达之德国亦终屈伏于揭橥人道主义协约诸国之下”，在龚自知的论述中，道德进化三阶段即“由小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而人道主义”。从伦理方面而言，“社会主义进为人道主义之初步，适者生存之解释当不复限于强大，当而兼及弱小，此不独吾治大同说者之所乐闻，度亦举世负气含生之伦之所共喜也”。[75]欧战结果确实使得人道主义胜出，而美国总统威尔逊则成为人道主义之代表人物。龚自知将“政治上之平民主义，经济上之社会主义，伦理上之人道主义”命名为“威尔逊主义”，感叹“一九一九年以后之世局，殆将以威尔逊良心上所倡导，举世人良心上所赞同之主义宰治之”。[76]为表彰1919年于经济、政治多方面除旧布新，为“人类进化史上一新纪元”，他似仿效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作《一九一九年》一文。[77]《尚志》第2卷第3号更是在“国内最近思想界”栏目下转载三篇《新青年》文章，包括王星拱《去兵》、蔡元培《欧战与哲学》与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均与欧战有关。不过巴黎和会消息传来，“五四”学潮爆发，龚自知的“时代精神”再次更新，而《尚志》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三、筹设大学与文化运动

尽管云南报纸迟至5月中下旬方对“五四”学潮进行报道，[78]省内还是很快发起了声援活动。由省议会、教育会、报界联合会、省农会、三迤总会、实业改进会、和平会、救国团、三省联合会、国民后援会等团体发起，于1919年6月4日在南城外公园(今金碧公园）云华茶园开云南国民大会。同其他省份学生运动相似，滇省学生以急进、激烈的形式抵制日货。[79]省垣各中学学生联络组织爱国会，以拍电报、演说、发行杂志及散发传单的形式进行宣传。[80]

尚志学社亦是国民大会的发起团体之一，龚自知等学社同人当参与其中。受此影响，第2卷第5号《尚志》于6月出版，较往常延期一个月。此时，对于龚自知而言，“时代精神”变成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在第5号中，龚自知作《实验哲学》，文后附胡适发表在《新青年》的《实验主义》，第6号杂志则转录《新教育》中对杜威的两篇介绍文章。在《实验哲学》中，龚自知发现分析实验哲学无一固定、绝对之真理，因此“用实验法”则真理如何成立，谬误如何改正，旧时代之真理如何补苴，以适应新形势，皆可得而说明之。是谓之‘真理之制造’（making  of truth）”，真理得以以新废旧，循环往复。[81]7月21日在省教育会讲演时，龚自知将实验派哲学视为新哲学、新人生观。在他看来“新”意味着进步，就是“从古到今一条线的进步的最前一点，没有新就算是不曾进步”，求新“不可拿着古人的老东西一味翻去覆来，去嚼那甘蔗的余味”，理所应当要“舍旧从新”。[82]

龚自知对“时代精神”的判断是敏锐的，他很快捕捉到了“五四”学生领袖口中的用语并予以利用，“文化运动”便是其中一例。[83]1919年8月，龚自知在《筹建云南大学刍议》中写道：

辛亥起义，颠覆虏廷。乙卯讨袁，重光日月。戊申靖国，大张挞伐。识者谓后此世界观听，国家治乱，皆将寄于吾滇；民主精神、文化运动，皆将起于吾滇。运会所期，非偶然也。[84]

这是龚自知首次提及“文化运动”。在这里“文化运动”并未有明确意涵，龚自知不过以此描述一种理想的图景，未尝不是对自己在《尚志》宣传新思潮的定位与期许。更重要的是ץ“文化运动”被借以说明大学对于云南的意义。所谓“识者”当指龚自知本人。

云南筹办大学初创议于1915年。[85]1916年11月，云南当局派公署教育科科员李文清、缪尔纾参加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时，在所拟计划案中有“筹设大学校”一项。筹设大学一方面可将留学归来的学生充为师资，另一方面可使省内中学生有深造之处，减少遣派留学的费用。[86]随后，1918年提议创设的滇川黔三省大学，在1919年5月传出正筹备中的消息，校舍设于成都，招生开学可待，[87]不过最终均因“经费无出”而搁置。

筹设大学之论，并非龚自知的“发明”，而是反映了尚志学社同人的一贯主张。学社之设立，在于增添“自动研究之机会与能力”，应对因云南战争不断，学校无力维持的问题。[88]尚志学社下设学校部，目的即为筹设中学校、小学校、实业学校、补习学校。[89]只是补习学校与文科学校或因招生未满，或因无款，无疾而终，只有一私立国民学校得以顺利经营。[90]不过筹设补习学校依然是学社的目标。

在《尚志》第1卷第8号刊登的袁丕钧《建设云南大学议》一文，表达了滇省筹设大学的急切。在他看来，学分致用与求是两途，大学或大学院所主的求是之学，重于致用之学，“盖今日之中国不患无赫奕之事功，而患无真正之国是；不患无匡时之良谟，而患无持久之毅力”，因此“今日吾辈而欲存远大之思想，谋将来之幸福，使东半球吾滇地理上之中心更进而为他日文明学术发达之中心，则舍求是之学外，更莫能以胜其任，而求是之学更非创建大学以为树人之计不可”。是时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北洋大学，江浙因交通便捷而于省内未设国立大学，滇省则不然，因地域之限，“今边隅之民，其受最高教育之数，比之江浙一县，已如是其悬隔，此岂所谓平均发达之道乎”？况且，“吾滇自丙午(1906年）以来设立学校，迄于今日中等学校毕业之士殆五千人，社会之业既未一兴，此五千人者上之既不足得求学之方，下之亦未能谋治生之道，悠悠忽忽，徒听其以悠闲、以老大，而内外国大学及高等专门毕业之士束装归来，亦惟有干禄求进之一法，是昔之所望以为有用之人才者，今悉变而为无用之平民也”。[91]大学之设可解决回滇学子谋生问题，使省内中学生有上升之途。

袁丕钧的建议很快成为同人的共识。在《尚志》第2卷刊登的《本社社章摘要》中，学校部的职能除筹设各项补习学校，增加了“筹设大学”一项。[92]而《筹建云南大学刍议》是这一倡议的延续，此文是龚自知托省议员张仁怀向省议会递交的请愿书，利用“文化运动”的流行语，当是有力渲染。[93]龚自知沿用袁丕钧的说法，强调在云南设立大学对于学生求学、留学者就职的重要性。鉴于云南“军事倥偬，乱靡有定”，且“频年用兵，司农仰屋，救扶不给”，如此“投戈讲艺”，必须有经费支持。他参照山西大学设矿、工、文、法等科多班，年费9万元，提议可以按照大学新制，仅筹设文理两科，并酌减门数、班数，以节省经费。[94]此案呈上后，唐继尧特令赴山西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代表考察山西大学。有传言称将来滇省大学校长为吴稚晖。[95]另有报道称唐继尧除欲聘汪精卫或吴稚晖外，还函聘少年中国学会成员黄忏华入滇襄助大学事。[96]不过“卒以库款支绌，未能为具体之规划”。[97]

是时各省皆有筹办大学之议。任鸿隽于1919年提议四川筹办大学。[98]护法军政府更是在陈炯明动议下，于1919年末邀陈独秀、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人筹建西南大学。[99]上海《中华时报》社论发现“近闻广州方面，有创办西南大学之议，并于上海组织一规模宏大之编译局。黎黄陂亦有拟办武汉大学说，均在进行中，是不可谓非文化运动也”。[100]可见筹设大学已被视为“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袁丕钧、龚自知的呼吁最终得以落实。1920年，在董泽等游美学生归滇，再次提出筹建大学之议后，唐继尧委派董泽、王九龄等人主持其事，定大学名为“东陆大学”。[101]张东荪听说云南将办大学，加之厦门必建大学，感叹不久将成为“大学竞争时代”。[102]1921年，唐继尧为顾品珍驱逐，建校筹备中止。持续关注此事的龚自知遂有《为云南大学请命!》之叹。[103]而私立东陆大学最终开学则要到1923年。

龚自知“文化运动”的计划不止于筹设大学，他“很想刷新《尚志》”，便邀北大的滇籍学生陈强华作文。陈强华不负所托，作《社会问题的发端》，不仅在文中介绍了《新青年》中的思想争论，还表达了与龚自知相近的趋新追求：

中国从前那些圣贤创下些“地纬天经”的训条，这些道理在那个时代未尝不有一部分的真理，但事过境迁。适当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的，未必就“施诸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悖”。可怜我们的许多先辈学者，不懂得这个道理，抱着古先圣王的死法子当作活宝贝，全不想创造一个适应环境的新法子，就把我们四万万优秀民族弄得死气沉沉，全无生气。[104]

正是在此篇文章发表后，龚自知“准备趁早收场，让后来者来另起炉灶”，在他看来《尚志》在思想文化运动中只是“一名右翼走卒”，已跟不上时代。他的说法虽属回忆，却非虚辞，而显示其“收场”意向的是《尚志》第2卷第9号所载《新云南社章程》。新云南社由龚自知、秦光华、杨蓝春(春田）等人筹办，以“输入新文化，以应社会之需要”为宗旨，其中陈强华任编辑部主任，秦光华任庶务部主任，二人为北大学生，故二部均设于北京；杨可大任发行部主任，龚自知任社员部主任，二部设在云南。新云南社的筹办人员除杨可大外，均为尚志学社社员，杂志发行分所设在《尚志》杂志社，可见《新云南》与尚志学社的渊源。不过杂志发行地点总所设于云南学生联合会，表明龚自知意在集结“五四”后参与运动的云南学生而“另起炉灶”。[105]新云南社定于1920年1月出版半月刊《新云南》，形式仿照北京出版的《新生活》，重点是“稿件限用白话，文言不登”，这自是区别于《尚志》所呈现的新旧交杂。[106]

龚自知的“收场”除了其对“文化运动”的内容有重新考量外，尚有个人原因。1919年10月30日，龚自知致函教育科科长钱用中，将《尚志》杂志出纳款项各事交由袁丕佑接办。[107]龚自知准备随由云龙前往美国。是时各省均派学生留学欧美，龚自知有此意愿，为此由云龙致电省长公署，特请补给留美学额一名，顺便携龚自知赴美，俾其就学深造。不过考虑到龚氏乃大学预科毕业，公署恐若特准留学，他人将借口要求，故建议其后赴美考察教育时再加派龚同行。[108]最终，龚自知的游学计划未能成行。[109]由云龙于11月5日启程，先赴广东方面接洽，[110]后经由日本横跨太平洋抵加拿大，坐火车至美国。1920年3月10日，他写信给龚自知，介绍旅途经历，并言：“现方与教育参观团偕同视察，各处教育团体十一人，惜吾滇未加派办学人员，失此良好机会，因来此视察一次，殊非易易也。”想必是借此安慰龚自知。[111]

四、文化运动的政治底色

龚自知1919年赴美未成，便留在上海。是时唐继尧欲整顿滇省军政，派杨蓁、陈维庚等26名军官赴日本学习军事，由李华英同行照料。[112]李华英字小川，云南大关人。或因同乡关系，龚自知得到李氏资助，赴日本游历。根据龚自知的回忆，以邓泰中、杨蓁为代表的军官在日本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回滇后主张革新云南军政，创办报纸唤起舆论。于是，李小川请龚自知担任报纸总编辑，龚自知邀集郑崇贤、王用予、张若谷等人担任撰述，商定报纸名为《民觉日报》，设编辑部于省教育会，原本要创办的《新云南》便被搁置。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龚自知办《民觉日报》期间因言获罪，遇袭被打，报纸发行仅17日即停。此事经《时报》报道，《大公报》转述，使得云南一隅之事为全国所关注。在省外报纸看来，《民觉日报》是留日军官连同教育界人士在云南开展的“文化运动”，这既说明“文化运动”一词在当时已广为流传，又显示出《民觉日报》在“新潮流”传播方面的特性已为人所认可，被列入“文化运动”的范畴内。然而，与地方政治势力相纠葛的“文化运动”，其“文化”属性已非纯粹。袁一丹通过《新中国》设置阎锡山专号，点出文化运动与地方自治的暧昧关系。[113]而披着“文化运动”外衣的《民觉日报》，难摆脱政治、军事力量干预的命运。

因《民觉日报》现在较难寻得，龚自知的回忆成为重要史料。鉴于本章的讨论均围绕此展开，兹不避繁冗，将龚的叙述抄录于下：

所谓革新云南军政措施主张，主要内容是：在军事上不赞成唐继尧连年用兵，侵略邻省，弄得军阀混战，大损护国声光；而是主张他真正实行废督裁兵，作为全国倡导。在政治上不赞成唐大开鸦片烟禁，滥发富滇纸票，弄得民不聊生，三迤遍地皆匪；而是主张他缩减军事费用，厉行禁烟，兴办实业，推广教育，休养生息，与民更始。《民觉日报》即在1920年5月24日出版，根据上述各项主张，连日发表言论，主要反对唐继尧废小督而就大督。唐曾通电全国，主张废督裁兵，但又称七省联军总司令，企图拥兵坐大。反对唐于重掌驻粤滇军之后，准备再用以侵略广东。反对广州非常国会移滇集会，助长军阀混乱。反对财政厅长王九龄大办苛捐杂税，提倡道教迷信，公开传授所谓“道法丹宝”；反对《义声报》主笔惠我春一味歌功颂德，吹捧唐继尧好大喜功。我并于6月7日写了《打破现状，与民更始》的时评。唐见报大为激怒，命他的佽飞军大队长龙云，指令由副官金楚泉，于6月9日深夜，带便衣兵数名，狙击龚自知于小梅园巷，打断其左右两手和右足，并即下令封闭《民觉日报》。又以警察厅长黄实取缔不严，将其撤职(时邓泰中、杨蓁已率兵出川），陈维庚、唐继虞等人也都受到严厉申斥，各自闭门思过。[114]

研究者对此段材料向来重视，多结合《民觉日报》编辑张若谷的回忆，考察龚自知生平事迹与“五四”后云南“新思潮”发展情况。[115]问题是研究者对回忆材料多未加甄别，便据之为信史。实际上，龚自知的回忆受时代背景影响，混杂了诸多“后见之明”，错漏较多，[116]且叙述人称偶有变动，值得细细分梳辨析。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觉日报》的创办时间。《民觉日报》确实创办仅17日便停刊。[117]若依龚自知的说法，出版时间为1920年5月24日，停刊日期当是6月9日。不过根据张若谷回忆，在报纸出版第四天，曾转载《沪报对于废督的批评》，内容包括《时事新报》张东荪的时评，批评唐继尧“废小督就大督”，从而引起了唐的关注。[118]就笔者目力所及，此则时评刊于1920年6月9日的《时事新报》，题为《人民不是好欺骗的》，张东荪引述称“有人说唐的废督论，实在想废去统一省的小督，而实做统治三省的大督”。[119]由此可见，《民觉日报》的创办时间不可能是5月24日。

那么，《民觉日报》究竟何时创办，云南本地的报纸提供了线索。1920年6月26日的《滇声》报以《请看云南最新出版的日报》为题刊载《民觉日报》的广告，对其略作介绍。《民觉日报》是以“输入现代思潮，阐扬民治精神”为主张，且“不含党派性质，不许个人阴私，不颂官吏德政，不受利诱威胁”，稿件均用白话或浅近文言、新式标点。广告特别申明报纸“初出版的时候送看三天，送登广告三天”，可见《民觉日报》是时正要出版或“初出版”。[120]随后，7月15日的《滇声》报刊载时评，称《民觉日报》的出版，是“平民自决、彻底觉悟之机”。[121]据此可知，迟至7月中旬前后，《民觉日报》或还在出版。

实际上，《民觉日报》主张“阐扬民治精神”，立论多针对唐继尧废督裁兵，源于唐继尧在1920年6月1日通电宣布废督裁兵，趋重民治。唐继尧将云南全省军政划为三卫戍区域，由卫戍司令官分别担任；全省民权事宜则由省长主持办理，不过他仍以“联军总司令”名义保卫地方，收束部队。[122]这也是张东荪诟病“废小督就大督”的原因。根据报道，唐继尧决定废督实属突然，“事前毫无讨论”，6月3日才在滇中发布通告，为人周知。云南督军署招牌虽被撤销，却专保留了联军总司令部的招牌，而“一切内容组织，均仍督军署之旧”。有人分析唐继尧此举意在对川，便于以总司令名义统率川军，督师亲征之际亦无须另立督军，免去内顾之忧。[123]倒熊风潮发生后，四川督军熊克武曾联络驻川滇军军长顾品珍，促其回滇反唐，并承诺授之以滇督之职，由此顾品珍于5月26日通电与唐继尧脱离关系。[124]唐继尧突然宣布废督裁兵确是针对这一状况。主持云南民政的省长周钟岳在6月3日呈书辞职，他劝唐继尧复任省长，“综揽民政”，以免军民分途，尤其是“大局尚未解决，川乱又复发生，此时欲劝止出兵，则为阻挠大计”，点出唐继尧的野心。[125]章太炎也看出唐继尧“欲借以博三省巡阅使之命，其中奸伪，道路皆知”。[126]

外部议论不断，为统一内部思想，解释废督裁兵的缘由，唐继尧于6月4日在联军总司令部召集各界要人开谈话会。[127]谈话会效果显著，云南军政要员联名发电表示赞同。[128]6月6日，云南各界人士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实行民治的方法，以响应唐继尧的主张，其中邓泰中(和卿）、杨蓁(映波）等人发表演说。值得注意的是，邓泰中在演说中谈及：“今云南既废督裁兵，人民须要研究自觉自决。”陈维庚(荫生）亦道：“今后的根本问题，一方面在普及人民智识，一方面望人民实行节俭。并述此次游日归来，深悟向来办事之种种错误。”[129]二人均视开启民智为社会改造的重点，而这正符合《民觉日报》“输入现代思潮，阐扬民治精神”，唤起舆论的主张。

由此可见，《民觉日报》的出版时间并不在5月，而是在6月末(或7月初），它的诞生当是为了顺应唐继尧废督裁兵、导扬民治的主张。《时报》点出《民觉日报》创办者迎合时势，谋求升官发财的情况，时势即指唐继尧“主张民治”：

查此报为军界中之二号伟人，俱系新由日本归来，饱吸新鲜空气，来滇为新文化运动者，适教育界中有教员亦同此运动，彼辈遂引为同调，由二号伟人出资，教育界中人出力，遂办此报。然此辈伟人，并无彻底觉悟，不过因见唐氏主张民治，遂欲借此迎合时势，以图升官发财，不意教育界中一般人，则与此异。彼等以为讲文化运动，即根本反对武人官僚，故无论南北军人，皆在反对之例，然在平时，尚不敢言。现既有此辈二号伟人仗胆，遂不怕天不怕地的大骂特骂。[130]

“二号伟人”为居于唐继尧之下的军政头面人物。[131]报道虽未点明“二号伟人”指代何者，不过翌日《时报》便刊登《云南舆论界之剧战》一文，指出二号伟人为“邓某、杨某等”，其中杨“新由日本归来，自命为有觉悟者，在云南结合一新思潮党，鼓吹民治主义，对于政治上颇拟有所配置。适唐有废督之举，彼等遂拟乘此机会，勇猛进行”。[132]邓、杨即为邓泰中、杨蓁。自此可见，邓、杨等人是顺应唐继尧废督主张，连同“教育界中人”龚自知、王用予、郑崇贤等，创办《民觉日报》。

不过，“二号伟人”与教育界中人并非“同调”，他们对“文化运动”的内容各存己见，这在张若谷的回忆中亦可得到证实。根据张的说法，由军政人员组成的干事部与由教育界组成的编辑部，主张是有出入的。干事各有打算，或企图利用此报监督唐继尧，或以报纸作唐继尧的“吹鼓手”；编辑则各作文章。[133]可以想见，教育界人士言论当较为激烈，尤其是鉴于唐继尧在废督后依旧对川用兵。据前引龚自知的回忆，他的文章多针对唐继尧，更因作《打破现状，与民更始》的时评惨遭毒手。张若谷则称龚自知作《英雄政治下面的平民政治》，即指向唐继尧。当时《大公报》亦有报道：

龚自知英年气锐，评论更为激烈，不只非刺唐氏一人，凡滇省各机关之黑暗处亦多被指摘。此次对于李协和就滇招兵一事，尤反对不遗余力。国会议员到滇亦多为所排斥。有此种种原因，自不免招尤，积怨甚深。[134]

国会议员自广州军政府出走后，非常国会在何处召开成了问题。国会虽早在1920年5月15日便声明移滇开会，[135]然而因筹措议员赴滇旅费、办理护照等状况，第一期筹备议员抵滇已是6月中旬。7月10日，国会参、众两院召开联合会议，宣告国会移滇成立。与此同时，李烈钧与部分议员于7月2日抵达昆明。7月6日，李烈钧由其代表向滇省议会提出“拟在滇各县招募壮丁，编充军队”。9日李烈钧亲赴议会，重申前由。10日滇省议会开会，此议遭到省议员的反对。[136]《滇声》报于7月15日亦刊登反对在滇募兵的电文。[137]

李烈钧在滇招兵与非常国会在滇召开，二事均在1920年7月。张若谷回忆龚自知曾组织以《国会来滇，舆论一束》为标题的稿件，以反映国会议员在昆明的无所事事，并撰写《敬告李先生》的社论，反对招兵。这又可证明《民觉日报》的出版时间当在此间。龚自知如此立论不免招怨，据《时报》报道称：

……大批议员抵滇后，除政府循例招待外，各界人士对之非常冷淡，并无开会欢迎者，且各报馆皆冷讥热嘲，大加攻击。……而尤以新出之《民觉》报攻击最力。此报为滇中二号伟人所创办，其目的在实行关门主义，不题国事，专图整顿云南内政，故国会议员来滇，尤与彼辈之目的相背。各报馆之攻击，各会团之不理，均为彼辈所授意。……现《民觉》报主笔龚自知已被打伤，该报已停，攻击之主要者既倒，国会议员或可稍立足矣。[138]

实际上，唐继尧起初并不同意国会移滇，而是主张移至重庆。[139]国会在滇召开后，他亦力主移渝开会。显然，将国会置于重庆是为配合他对川用兵，“将滇、黔、川联合一气”。[140]而李烈钧之所以入滇，表面上是“俾国会移川不致发生影响”，[141]实际上是为对川作战，[142]因此抵滇不久即受唐继尧之托先行入川。[143]熊克武已听闻唐继尧“有电调粤、湘、滇军来川援战消息”。[144]而李烈钧所谓“尚望唐、刘二帅及三省诸公，对于国家根本，滇川黔内政之改进，可认废督为始导，不可认废督为终事。责任重大，实随废督而开始。(谓）三省军事，尚宜更进一步，求联合一致，使局势巩固”，即点出了这一点。[145]因此，唐继尧虽倡废督，却多属纵横捭阖之术，其意仍在扩张用兵。这让鼓吹民治精神的龚自知及抱持“关门主义”的邓泰中、杨蓁等人大失所望。[146]邓泰中、杨蓁对入川作战甚为不满，滇军在川失败后，二人迅速联合顾品珍于1921年驱逐唐继尧。[147]有人在总结唐继尧失败原因时，亦将二人借《民觉日报》鼓吹“闭关自治”，并“假新思潮煽惑军队”视为重要因素。[148]

由此看来，龚自知被袭确是因言获罪，不过袭击究竟由谁主使，却众说纷纭。《时报》指出是“二号伟人”所为，因其与龚自知在言语上多有抵触。[149]而龚自知自称被袭是由唐继尧指使龙云所为。龚的学生，时就读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杨春洲同持此说。[150]是时舆论亦指出，龚自知遇袭是唐继尧“使马弁暗打”。[151]事实上，以龚自知为代表的教育界人士虽与军政界在主张上有异，然而双方互为奥援，均对唐继尧扩张政策不满，张若谷回忆杨蓁在驱唐后曾看望龚自知，或可体现双方关系，因此当与“二号伟人”关系不大。相比之下，唐继尧无疑有更大的嫌疑。只是考虑到龚自知此后与唐继尧、龙云的关系，龚、杨二人立论时间之特殊，《民觉日报》批驳对象范围之广，招怨之多，实情更显得扑朔迷离。而“文化运动”虽与废督裁兵、民治主义等新潮流相关，却裹挟在西南地区的政治局势与滇省内部的政治暗涌中，运动的“政治”意味已然浓厚。

龚自知遇袭一事不仅昆明满城轰动，还引发《时报》关注，在外滇籍学生借此报道予以响应，云南旅京学会电请警厅“严缉重办，以平舆情”[152]在北大读书的滇籍学生王复生得知龚自“办报被打断手折足”不免感叹“人生宜自进知退”。[153]为平复滇省内部的批评声音，省长周钟岳约谈各报主笔，解释唐继尧不能即时裁兵的苦衷。[154]此后，云南警察厅会同省防司令部加紧对报纸的检查力度。自10月1日起，各报馆须在发行之前1日将报纸先行印1份，封送警务厅检阅，若“无害治安，不失偏激”则准许出版；若警厅认为不当则涂去发还，报馆需另稿送阅进行核定。[154]因外埠报纸披露此事，云南当局没收数十期外来报纸。[156]

余 论

龚自知虽被断手断足，幸而捡得一条命。随后他因生计受困，直到在路政学校寻得教授国文的职位，生活才略有改善。是时云南本省介绍新文化的刊物渐多，如《星期日》《滇潮》《云南教育杂志》等。[157]龚自知自是有意继续进行“文化运动”，1921年，他与缪尔纾、王孟怀、郑崇贤等旧日《民觉日报》的编辑创办《星期三》。《星期三》专注于宣传文化，研究学问。[158]也有意提升“文化运动”的质量。缪尔纾即认为“五四”学潮后关于“文化运动”的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质与量却不见增进，而在《星期》与《星期三》出现后，才有点发展的气象。不过他提醒“不可但从量的方面扩充，是要从质的方面增进才好，并且要为分功的组织，有机的联络，不要叠床架屋，党同伐异，拿来做一种装饰品、敲门砖，于文化前途才没有滞碍”。[159]《星期三》自是以此为标准，出版后深受欢迎，销量达700余份，[160]被时人称赞“短小精悍，不亚于《每周评论》”，与众多刊物一同成为云南“文化运动”的曙光。[161]

龚自知在《星期三》中的立论虽仍有书生意气，不过渐渐不再涉及时政，更多延续了他对“文学革命”的关注，多次撰文讨论“文学”的性质、特征与价值。他呼吁学校建设“国文专修科”，以顺应“文体革新运动”，并“提倡新文体，提倡国语”，以普及教育，促进文化。[162]为此他作《文章学》，在《星期三》辟专栏连载。他的著作而后以《文章学初编》为名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尽管是书基本上译自吉能(Genung）的《实用修辞学原理》，[163]不过在云南先行教授语体文，仍属开风气之先。缪尔纾便对《文章学》评价颇高，称其为“国文教授上破天荒之产物”，将未成之稿作为教材用以国文教授。[164]缪尔纾亦有意编订教材，而后编纂《历代文选》《模范文选》。[165]社员中特别组织国文教授研究会，在第36号专门出《国文教授研究专号》。[166]只是好景不长，1922年，《星期三》与《星期》一道被封禁。[167]

同年，唐继尧返滇主政，龚自知不仅未受《民觉日报》事件的影响，反倒受到唐继尧重用，迎来了命运的转折，此中缘由耐人寻味。根据龚氏后人所述，龚的同乡张维翰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68]此说当有所依据。1922年8月1日，云南省政府与昆明市政公所同日成立，张维翰任公所督办，龚自知则担任公所教育课课长，负责在昆明推行义务教育，筹设学校及劝导就学。[169]张维翰所定市政方针，以教育为基础，力图推进义务教育。[170]龚自知受命主理教育，居此要职，自是得到了唐继尧的准许。1923年，以唐继尧别号命名的东陆大学终于创立，国文教授之席聘请袁嘉穀、谢无量二人担任，而龚自知则成为唯一一名国文讲师，当和他提倡语体文有关。[171]1927年，龙云主政云南，龚自知成为其重要幕僚。[172]自此，龚自知步入官场，经营云南教育多年。他在东陆大学的同事浦薛凤便感叹“从前东陆同事大抵从政”，“均不复操粉笔生涯矣”。[173]

自滇缅铁路开通后，云南“与中原文化中心区距离缩短”，[174]更经护国、护法之役，开始影响甚至一度主导全国局势，“世界观听，国家治乱”将寄于滇南，云南虽属边隅，已通时潮。加之滇籍读书人在外学成后多回乡发展，龚自知等人更是有在学术中心的求学经历与人际网络，对新潮可谓“预流”(对于学术中心提出的新议题如“文学革命”则有回应），云南自有接触新文化的机会，并没有预想中的“滞后”。只是云南对外战争持续不断，当地教育损耗严重，接触新文化时机之早并不意味着教育水平之高，龚自知等人作为地方教员的职责更侧重于“扶翼文教”，他最初提及“文化运动”即为宣传筹设大学。龚自知虽可依仗“扶翼文教”的名义来“阐明学艺”，但这也意味着“阐明学艺”要仰赖地方当局或政治势力提供经费或政策上的支持，新思潮的传播成效、读书人的生存境遇均受地方政治的左右，“文化运动”的内涵亦蒙上了一层政治的底色。伴随着文化运动的进行，龚自知在文化与政治之间左右抉择，其个人命运随之浮沉起落。

（赵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10辑）：五四新文化——现场与诠释》，2020年11月，第332—369页，为方便阅读，原文注释从略。